1980年7月7日清晨，太阳早早就露着红彤彤的脸俯瞰大地。

　　一个瘦弱的女生穿着长裤长衣、背着沉重的黄书包走在小城的街道上，她要去高考。大约要走3公里多的路，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家长陪伴。参加高考的优惠待遇就是她早上吃了一块蛋糕，而不是平常的馒头。

　　那是40年前的我。出门很早，因为我紧张得一夜没睡着，早早就起来了，也知道自己走不快。母亲把她宝贵的老英纳格手表给我戴上了，千叮万嘱不要取下来。我却因为第一次戴手表，瞬时患上了强迫症，走几步就要看一下，走几步就要看一下。

　　走到考场的时候，门还没有开，我却感觉要吐，不知道是要吐出紧张的心脏，还是那块蛋糕。我赶紧坐在马路牙上把书包里的政治书和时事政治读本掏出来放在膝盖上，检阅似地翻看。听到熟悉的叫我名字的声音，班主任刘老师一边走过来一边喝令我：“把书收起来！不看了！过来，别坐地下，热！”我可怜巴巴不舍地把书抱在怀里，跟着刘老师。他一改平时的横鼻子竖眼，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不用怕……上厕所要早点举手报告老师……遇到不会的题跳过去……”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但看着刘老师的笑脸后，快从嘴里吐出来的心脏慢慢缓下去了些。

　　考场所在学校的门开了，我们举着准考证急切地涌进去。快进楼时，我下意识回头望，刘老师正趴在铁门上看着我们。见到我回头，他向我扬扬手示意快进去。

　　第一场，政治考试，我状态非常差。展开卷子，我感觉每个字都在晃动，无法阅读。我趴在桌子上深呼吸放松，一会儿监考的女老师过来，关心地问怎么了，又是摸我额头又是摸我手，说我没发烧就是手冰凉冰凉，还特意出去给我找到了一杯温水来。还好，在这位女老师的安抚下，我20分钟后开始能正常答题了。

　　上午考试结束，校门口等待我们的是政治老师。他的目光问询着耷拉着脑袋出来的每个同学，口里却说着：考完了就不想了，考下午的。

　　中午照样要走3公里多路，回家吃饭，换了书再走回考场。太阳已经炽热，我的长衣长裤到考场几乎湿透。入夏复习，每天上晚自习汽灯会引来很多虫子和蚊子，我一直穿长衣长裤，腿和胳臂就捂出了满满的、红红的痱子，奇痒无比，看着像癞蛤蟆皮一样，很可怕。

　　数学考得很差。走出考场的时候，数学老师庄老师在门口等着。这位“文革”前数学系的高材生被我们起了个外号——庄大牙。每天晚自习，他都会陪我们等到汽灯灭了才离开。我们都怕他。他对我们文科班的数学成绩是非常不满意。晚自习的时候，他会拿着我们的模拟卷一个人一个人地给我们订正做错的题。他大声吼我们，错得“二”的就会被他兜头一巴掌，那可不是做样子的，真打，真疼！但我们都缩着脑袋一动不动，十七八岁的我们完全理解，他是像父亲一样对我们的。

　　历史考的还正常。出来看到历史老师凌老师，我很想扑上去哭一场。他爱怜地急切地看着我，希望我说说考试答题情况，但又恐怕影响我情绪。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没有之一。我知道他多么期待我考出高分。每当他恨铁不成钢地对其他同学说：“回答得丢三落四的怎么给你分，让孔洁说一遍你听好了！”

　　地理考试失常，那是我喜欢的科目。从考场出来我就知道我考地理专业的梦想破灭了。考场门口看到我崇拜的、学识渊博的地理老师王老师的时候，我很是内疚，我不该考不好的，以后没法学他的专业了。他却一如既往，委婉得体地问我们答卷情况。

　　语文考试正常。我一向对这门考试淡然，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被扣多少分，虽然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语文课代表，但我知道我成绩并不过硬，我只是疯狂地爱看各种可以找到的文学作品。语文老师周老师照旧守在考场门口笑盈盈地迎接我们出场。我们都跑过去问自己答题中拿不准的项目，被肯定的欢呼雀跃，被否定的满脸懊恼。我特意仔细看了看，周老师穿了件新短袖褂子，很干净，不像平时，衣裤上都是他小儿子的尿迹。

　　1980年7月7号、8号、9号高考的日子里，在我们那个小城没有空调电扇、没有饮料矿泉水、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家人接送。但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拥有比父母还贴心、还关心疼爱我们的老师。标准答案出来后，我们去老师那里重新做卷，老师给我们估分。我们让老师看我们的分数适合报什么学校。上大学后的每年寒暑假，我们中学同学在各家奔来跑去，第一件事就是约时间一起去看老师。

　　40年前穿着长裤长衣高考的那个瘦弱女生如今已做了36年教师，现在也是教授、系主任、省级名师。应该还算是个好老师吧。我遵循着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引导学生，从不会在公众场合训斥学生，更不会狠狠地给学生脑袋一巴掌，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40年后还能想起我吗？

　　40年后，同一个高考的日子，我却很想念我的高中老师。

　　深深感恩高考时陪伴我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