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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讲座纪事:这些事情让人知道中国的文化人

时间:2013年09月2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

  文化先觉应该比文化自觉更高一步,应该是主动地关切我们文化的现状。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呼吁它,议论它,批评它,我们还应该参与它,承担它。

  “每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人。”带着这样一种理念,1994年,冯骥才开始做天津老城保护。“那时候我是志愿者,没有人支持,也没有组织,我就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来做老城的保护、老街的保护。那时候拉几个肥皂箱子扣在街中间,站在肥皂箱上演讲,希望唤起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回忆起这些经历,冯骥才五味杂陈。

  “那时候我记得崔永元还把我叫到中央电视台和一个房地产商辩论,因为有一个老建筑该拆了,问房地产商什么观点,我是什么观点,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俩还辩论了半天。”冯骥才坦言,那个时期自己虽然觉察到文化的问题,但并不是很有自觉,没有那么清醒的思想。“可是到了2001年,在中国民协工作就不一样了,到了民协后清楚了,我的工作就是整理、保护好,同时发扬好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冯骥才深深感叹,通过民协工作中到处考察,目睹的是中华大地上很多民间文化的风雨飘摇。“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就是当时跟云驹(向云驹,著名民间文化学者,时任中国民协秘书长)到山东杨家埠的时候,一位木版年画老艺人杨洛书,子女们都不愿意学他的手艺,老人一年卖年画卖不了多少钱,没有人传承,当时我看到在墙角有一个挺朴实的女孩子正在记录,挺认真地跟着学,我说你这不也有人跟你学嘛,杨老也不说话,我过去问女孩是什么学校的,那个女孩看看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又说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她还没有理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日本人。”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太大了,我们当时的城市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整个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淡漠,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因为长时间的淡漠,而产生的无知。而且我们到处的民间文化、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舞、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民间艺术、我们的民间手艺、我们各式各样传统的村落,在消亡,没有人去保护它,保卫它。只有少数的人,有心的人去做,我觉得我们知识界应该有责任站在前头。”

  “什么是文化先觉呢?我觉得文化先觉应该比文化自觉更高一步,应该是主动地关切我们文化的现状。要敏感于我们的文化所出现的一些进步性的潮头,同时也发现它的负面问题,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呼吁它,议论它,批评它,我们还应该参与它,承担它,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人应该是承担者。”说到这里,冯骥才语调顿挫、声音铿锵。

  做民间文化的研究,这个文化在哪儿?在大地田野里。

  我们知道我们传统和地方的戏曲大概有300多种,那么我们的歌舞呢?我们的音乐呢?我们民族的服装呢?我们各式各样的艺术呢?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呢?我们都不清楚、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家底。但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大国,作为文化人,特别是我们做民族文化传承事业的人,不知道我们的家底怎么行?我们怎么样对后代负责?

  这是十年前以冯骥才为领导者的民协人深刻的、强烈的自问,正是有了这样的自问,才有了十年来民协寻找和抢救民族民间文化艰难之旅——把中华大地上的民间文化家底弄清楚!

  冯骥才回忆,正是在那时,应钟敬文老先生之邀,他与向云驹参加了北师大召开的一个重要的民俗学研讨会,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很多知名学者都悉数到场。当时,民俗学专业大学生的发言,引起了冯骥才的质疑。“我们的大学真是成问题,我们大学的学生好像主要任务就是写论文,就是坐而论道。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正是在那里坐而论道,大讲民俗的意义,讲了很多民俗学理论。我当时做了一个发言,我说你们目前是在做民间文化的研究,这个文化在哪儿呢?在大地田野里。你们知道我们的民间文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吗?它们在得病,有一些民间文化很快就要消亡了。像医生一样,你们的病人要消亡了,你们还在谈医学道理,你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应该把书桌搬到田野上!”

  就在那次会议上,冯骥才与向云驹商量要发出一个另类的声音。“所以云驹在会上就起草了一个呼吁书,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学者都签字了。之后民协反复讨论,在北京、山东等地召开了一些研讨会,大家认为我们要开始做一件事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对中华大地上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做一个地毯式的普查,要盘清我们的家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能谢绝、不能绕过、也不能回避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回忆起这份呼吁书,冯骥才难掩激动。

  在那之后不久的两会上,冯骥才提交了一个相关提案,得到了中宣部等相关领导的重视,提案被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也得到了文化部的肯定和支持。国家确立了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确立了一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两个概念都非常好。遗产的抢救本来就应该是专家做,不是政府做,因为政府不知道哪个东西是重要的,这件事情必须是专家做。政府应该做保护工作,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政府如果说要保护哪片历史街区,那儿一块砖也不会少,政府说房子不要了,一天晚上拖拉机能推平,政府做保护,我觉得就能保障,这两块很重要。”冯骥才说。


(编辑: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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