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社会急转弯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中断。

　　当前，我国正进入城市化进程快速增长期，旧城的更新改造和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对于冯骥才来说，心底却一直有一份城市化“化掉”文化的担心。尤其在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浪潮中，城市改造在全国大规模启动，冯骥才甚至不惜因此“犯上”。

　　“记得在一次政协的会议上，当时是李瑞环同志当全国政协主席，我对‘旧城改造’这个概念进行批评。我说‘旧城改造’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词汇，如果我们当时把这个词改一改，也许情况会不一样。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讲，‘旧’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按照这种思路，这个城市老了旧了，房子老了旧了就应该拆掉、毁掉，不管文化历史和内涵，不管城市的记忆和个性。如果我们不叫‘旧城’，叫‘老城’多好。而叫‘改造’更糟糕，按照我们的传统，‘改造’总是对不好的东西进行‘改造’，比如说‘劳动改造’，过去说的‘知识分子改造’，都是对不好的东西才‘改造’。如果我们说‘老城修复’、‘老城保护’、‘老城发展’，也许我们就会留住很多东西。”冯骥才回忆说。

　　“李瑞环同志说这个词就是当年我提出的！”冯骥才这才知道“冒犯”了主席，“但李瑞环同志很大度地大笑，并且说了几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那个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一步，不像今天你们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个时候我们就急于想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困境。我觉得领导人理解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思考。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思考，不管这个人多了不起、多伟大都会有局限性。因为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代人的局限性，实际上就是每一代人的真实性，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冯骥才说。

　　接着他指出，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历史的迅速变化过程中，从原来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转化过程中，从原有比较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迅速转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中断。传承的中断不会马上被感觉到，因为我们的转变不像西方工业文明100年以来那样线性地、不断地、递进地发展过来。我们经历的是一个急转弯，突然的变化。

　　文化自觉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的自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承者。

　　以城市改造为例，冯骥才强调，在这个时候觉悟得越早越好，谁觉悟得早谁就会给我们的国家多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说文化自觉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文化自觉是对整体来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

　　事实上，冯骥才不放过每一个放大这种“自觉”的机会。

　　“我记得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给中国留学生作了一次演讲，留学生问我，‘冯先生，你做了很多文化工作，我们很关注，我们在海外该怎样做工作呢？’我说你们认为文化在国内，你们一出来就没有中国文化了，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大年三十晚上，如果因为有事回不到家，回不了国，你们给爹妈打电话跟平时打电话连声音都不一样，你们好好回忆一下，那个时候你们特别亲切，特别激动，跟平时不一样，为什么呢？这是你身上中华民族的NDA发作了，文化的NDA发作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是文化的携带者。我们为中华文化做什么？我跟学生说，希望你们先从自己做起，先把自己放在文化之中，你们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之一。不是只有艺人或身怀绝技的人是传承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承人，尤其是我们做文化工作的人。”冯骥才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