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从文化的角度看，是在政治和经济巨大变革的同时艰难探寻文化现代转型的进程。郭沫若是这一探索过程中一位可敬的先行者、先觉者。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又从西方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代学术新风。

　　在1923、1924年前后，郭沫若发表了一批早期文化论著，集中阐述了他对东西文化争论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见解，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超越东西文明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势。对中西文化精神，不同意以“一动一静”来区分，而认为中国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同为入世的、动态的、进取的，尤其肯定先秦儒家思想富有这种精神。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怀有自尊与自信，不彻底割裂、反叛传统，而是在东西文化汇通中扬长避短、撷取精华。

　　具有鲜明开放意识。主张在东西文化之间“开出道路”，在新旧思想之间“折冲樽俎”，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转化。主张“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强调不能闭关自守，而应在汲取西方人文精神的同时，深深吮吸西方科学精神的营养。批驳那种“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东方精神文明是救世福音”的盲目、笼统的论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文明区别开来。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的见解看作“解决世局的唯一的出路”。首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在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兴奋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积极向儒家文化中寻找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比照孔子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后来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较容易为中国人接受，确有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之处。

　　提倡创新与“和而不同”。针对当时关于国学的争论，既反对“笼统地宣传国学”，又批评“笼统地排斥国学”，认为当时的“整理国故”充其量“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强调要推动一个时代文化的进展，学术应重在“新生价值的创造”。

　　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郭沫若还处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的某些具体论述还有不成熟、欠准确的地方，但他的总体见解确实视野开阔、立意高远，可以说是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郭沫若的见解和思考，来自他汇通东西文化的实践体悟，又成为他在文化思想上与时俱进、继续前行的原点，成为启发他在学术上执着创造、开拓新境的前提。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今天，我们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爱国爱民的坚贞情怀、推陈出新的开拓魄力、锲而不舍的钻研勇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