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主旋律、草根作品，剧无定法，各有路数

　　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在他们身上，同样也有落后面，也有精神痼疾，也有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不是很可取的。

　　记者：您很强调在作品中表现人类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那么，在您看来，当前我们在这一类题材的影视创作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韩志君：文无定法，各人有各人的路数。我个人的看法：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对现实生活有所观照的历史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历史观问题；表现当下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艺术品格、艺术个性、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问题；表现草根生活的作品，应特别注意把握未来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问题。

　　首先，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对现实生活有所观照的历史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历史观问题。

　　眼下，我们的影视作品中拥挤着许多“明君”戏，也拥挤着许多“清官”剧，成批量地塑造出了可亲可敬可爱的皇帝形象和诸多正直清廉的臣子形象。也许，这是针对时下为中国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有感而发的。我们不否认这类“借古讽今”、“以古喻今”的作品也具有现实品格，但它们当中确有一些作品历史观不正确。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对“清官”和“好皇帝”格外垂青，格外企盼？不单有的作品把皇帝及其臣仆写得与老百姓心心相印，而且连有些艺术精英人物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譬如电影《英雄》等，表现出对权力的“向往”与“屈从”，甚至为封建王权辩护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它所折射出来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

　　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要经历“权本位”、“钱本位”和“人本位”这样三个阶段。对于“权本位”来说，“钱本位”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而对于“权本位”和“钱本位”来说，“人本位”则是更加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我们站在“人本位”的角度看问题，在作品中表现对“清官”的企盼也好，或者向“好皇帝”顶礼膜拜也好，实际上都是对“权本位”的崇尚和眷恋。聪明的作家、艺术家，在进入艺术创作过程的时候，似应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多地注入一些“人本位”的东西，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才能更有深度和力度，作品的现实品格也才能更为鲜明和强烈。

　　第二，表现当下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应特别注意艺术品格、艺术个性、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问题。

　　在我们影视界，也包括整个文艺界，“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个口号喊了多年，但我认为有相当多的创作者和相当多的影视制作单位都对这个口号有重大误解，似乎我们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旋律的，另一部分是多样化的：主旋律是时代精神比较强的，多样化是娱乐性比较强的；主旋律是拿奖的，多样化是赚钱的；主旋律是大力倡导的，多样化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等等。譬如，有的电影厂就曾明确提出过要“两手抓”：一手抓要脸的，一手抓来钱的。这样，就使“突出主旋律”与“坚持多样化”形成了二元对立，成为重大的理论误区。

　　这样一种理论误区，在创作实践中产生了严重后果。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主旋律作品，“假、大、空”，把生活简单化，把人物符号化，把情节模式化，拍得太直太白太露，充满枯燥的说教，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时代精神单纯的号筒”。与这类影片相映成趣的是，我们另有一些作品，则在多样化的掩护下表现出“糟糕的个性化”倾向，基本是胡编滥造。它们与那些“假、大、空”的所谓主旋律作品一样，也离实际很远，离生活很远，离群众很远。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情况：出来一位先进人物、模范人物或倒下一位英雄，就一拥而上，很快便拍成电影、电视剧。对此，我是不大赞成的。生活，需要反刍，需要沉淀，需要深思，需要像下围棋那样“长考”。我们不否定“人物传记片”，但写真人真事也确实不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任务。特别那种仓促上马的急就篇，必然缺少艺术品格和艺术个性，必然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薄弱。

　　第三，表现草根生活的作品，应特别注意把握未来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问题。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种平民性，这种对大众疾苦的关注，相对于某些贵族化的作品，是非常值得称许的。但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在他们身上，同样也有落后面，也有精神痼疾，也有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不是很可取的。鲁迅先生并未因阿Q的贫穷而将他写成中国的脊梁，也并未因孔乙己的落魄而将他誉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我觉得，不少年轻编剧和导演们对此是注意不够的。也许，这与他们自身的经历与遭际有关。他们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往往凝视多于审视，同情多于解剖，甚至只有凝视没有审视，只有同情没有解剖。这很可能会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障碍与局限，会减弱他们作品的现实品格和现实主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