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望那个激动人心、朝气蓬勃的岁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读书无禁区”口号的催生下，一股持续近十年的“读书热”席卷全国。读者如饥似渴的阅读热情令许多图书创下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发行量。在这30年中，一大批以“集团军”形式出现的丛书，以其庞大的规模、新鲜的选题、精良的编译吸引了大批读者。30年过去了，读者并未忘记这些陪伴他们度过自己青葱岁月的好书。正如一位读者所言：“有些书注定要被岁月打磨得闪闪发光。”

    无论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经典性，还是《五角丛书》低价策略，抑或《新世纪万有文库》的老书翻新，在当时都是领风气之先的得意之作。今天，在国民阅读率逐年下降，阅读习惯趋向快餐化、实用化，图书价格不断攀高令读者叫苦不迭的情势下，重新翻看这些散发着岁月气息的丛书，思考当年的编辑出版思路，对今天的中国出版界当不无裨益。——编者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因改革开放而复活

张贺

    有这样一套书：30年的岁月流逝并未使读者忘怀，其经典地位为后来者立下标杆；在网上，许多读者自发组成讨论组，交流读书心得和收藏体会；这批当年定价不过一两元的旧书最高拍卖价格竟然到了上百元；这套书的封面一直是朴素的浅绿浅灰套网格，因此被亲切地称为“网格本”，收集一套完整的“网格本”成了许多人的梦想。它就是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这套丛书诞生以来的命运与当代中国一样历尽曲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套丛书是不可能复活的，”谈起《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已经退休的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任吉生仍然很激动。作为丛书“工作组”最后一位召集人，任吉生见证了丛书在改革开放之后重获新生的命运。

    这套丛书的出版设想早在1958年就已提出，当时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即从文学研究所接过了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编委会在讨论中，提议增加《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合称“三套丛书”。由于出版任务加重，又商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承担。到1961年，编选计划初步制定，部分译者和序言作者已经确定，正当一切有条不紊进行之际，“文革”突然开始，出版工作被迫中断。从1966年到1978年，整个编译出版工作停顿了整整12年。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如春风吹散了阴霾，经历浩劫的人们读书热情空前高涨，而外国文学尤其成为读者追逐的热点。在此情况下，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这批外国文学名著的推出一时成为“书坛盛事”。当时任吉生刚从地方干校回京就从朋友口中得知，许多读者为了买到一本新出的名著竟然连夜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许多书还没等上架就被一抢而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衡巽说，丛书出版以后，读者反映极佳，有的不断来信要求购买全套。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查建英回忆说，“人人都在疯狂恶补所有的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还没开架，外国文学阅览室永远要排队，不能外借，大家就挤在木板凳上看那种大部头书，从开门看到关门为止。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这是空白之后的一种爆发，人们对书的欲望、激情真是又美丽又悲哀。”一位网名叫“数帆老人”的网友说，“1978年初的某一天，是预定发售第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的日子，我哥哥起了一个大早，赶到新华书店排队购书，等我放学回家，一堆崭新的书已经等着我去东摸摸，西翻翻，爱不释手了。其实当天发售的书并不多，记忆中只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悲惨世界》、《艰难时世》、《易卜生戏剧集》、《曹禺话剧选》几种，只是哥哥下手狠，每种都买了三本，大概是让我们兄弟三个各持一本吧，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年久旱逢甘霖的狂喜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了。”

    读者之所以如此热衷这批名著，除了“久旱逢甘霖”的因素之外，这套丛书选题精当、译笔上乘也是主要原因。《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多年以来，这个选题几乎成了外国文学出版界的准绳，近20年我国各地出版了多种外国名著丛书，极少越出这个选题的范围。今天翻看译者和编者名录：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驷、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蒯斯曛、蔡仪、巴金、赵家璧、绿原……真可谓名译名编、大家云集，令人顿生高山仰止之叹。

    而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风格。为成一书，常常耗时数年乃至十数年。董衡巽说：“这套书的翻译质量真是相当好，几乎都是名家名译。他们的外文功底不用说，就是中文修养也是出类拔萃。当时译者的责任心很强，一句话、一个短语都要反复推敲，务求信达雅。杨必翻译萨克雷《名利场》的时候，为了书名如何译得贴切传神而苦恼，向钱钟书先生请教时，钱先生说，‘译成《名利场》最好。’今天看，这个书名的翻译真是神来之笔。”

    丛书译者杨绛翻译《堂·吉诃德》的过程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传奇。杨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但不会西班牙语。当时国内虽然已有《堂·吉诃德》中译本，但都是从英法文本转译而来。为了忠实于原著，已经年近50的杨绛从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令人惊叹的是，仅仅两年之后，杨先生竟然可以熟练阅读西班牙文原著。凭借对原著精神的准确把握和深厚的中文功底，杨译《堂·吉诃德》准确自然、流畅优美，今天已成大家公认的名译。

    任吉生说：“虽然现在有人批评丛书的翻译语言今天看有些过时了，但是和这些年出的同类译本相比，丛书中的译本绝大多数仍是第一流的，有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在劣质翻译大行其道，粗制滥造的冒牌翻译层出不穷的今天，这批精品显得格外珍贵，也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三套书和一本杂志 见证出版历史

何承伟

    2008年上海书展办了一个“改革开放30周年图书回顾展”，我有幸三套图书入选：80年代主编的《五角丛书》，90年代初编辑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和本世纪初总策划的《话说中国》。

    这三套书在我3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所占的分量确实很重，但我内心更看重的，是我从1974年开始参与编辑，直到今天仍在默默耕耘的《故事会》杂志。

    30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参与编辑的图书近千种，担任主编的杂志5种：除当了30年主编至今还没有卸任的《故事会》外，还当过《旅游天地》、《艺术世界》、《秀》、《金色年代》的社长或主编。但30多年的出版工作，有影响的就是三套丛书和一本杂志。这样的结果，也多少反映了出版工作的规律。

    《五角丛书》总共出版了150多种，平均印数在100万册以上。它绝不是简单、粗糙、快餐式的出版，而是将某一类全新的文化信息根据读者的需求加以浓缩。许多书稿，在作者的认可下，都是从10万甚至20万字中精编出来的。尽管只有96面，但没有水分，含金量高，难怪至今仍有不少读者保存着这套小书。大众出版如何为读者着想，既价格便宜，又内容充实，在今天中国的图书市场，仍然呼唤这样的出版精神。如人生能够重来，也许我仍然想编一套内容新、没水分、价格低、容易读的小丛书，我深信，中国的图书市场需要这一类作品。

    《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在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影响很大。我在编辑《故事会》杂志的同时，参与民间文化的图书出版工作。有些少数民族有他们的语言，没有他们的文字。他们用口头故事记录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将他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出版一套集56个民族于一体的故事大系，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图书回顾展”将这套书列入其中，它使我醒悟到，填补空白，传承文化，至今仍是出版工作者的责任。

    《话说中国》是一套大众历史读物，它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历史，出版的初衷与《故事会》有关。“有大刊，必有大书”这是世界期刊出版大家的豪言壮语，他们用书刊互动的出版方式塑造自己的品牌，中国的期刊出版人为什么不能？我把人生的主要心血都奉献给《故事会》这本普普通通的小杂志，我要设法把它的事业做到极致。十几位史学家写了2年，编辑团队做了6年。这6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形式，以求更好表现内容，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我们以后发制人的战略进行创新，在世界范围寻找新的出版模式，甚至采用杂志、网络及其他媒体的表现手法，使得这套16卷4800面的大书可以从任何一面读起。《话说中国》感动了中国读者，至今已创造销售码洋1.8亿元的奇迹；《话说中国》走向了世界，国家领导人把它作为国礼赠送给世界友人，美国《读者文摘》购买了海外的版权。《话说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后期出版的，这套书的成功告诉我：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用多出书的方式满足读者市场的需要，那么今天就要通过创新来满足读者市场的需要，努力扩大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成了我们新的追求。

    至于《故事会》杂志，30多年来，我见证了它的发展和壮大。这本从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杂志，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行量就位于中国期刊的第一梯队，至今还稳居中国杂志的第一梯队，而且与同类杂志保持着10:1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少同行喜欢问我长盛不衰的秘诀，有时我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有时我又觉得是那样的简单：我很珍惜这样一个每月为500多万读者服务的机会。期刊出版人周而复始的工作需要动力，这真正的动力不是来自领导，来自金钱，而是来自读者。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几乎都能遇到我们的读者，都能听到“我是看着《故事会》长大的”，这难道不是出版人最大的动力和最美好的享受吗？作为一个普通的出版人，我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着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

    这30多年，我的家搬了几个地方，但上班仍在上海很有名的出版一条街——绍兴路上。这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小路，对我来说，却好像永远也走不完……

“新世纪万有文库” 为了大众的书香社会

俞晓群

    回忆1993年，有一天总编室的同志拿来一份广告的版式，希望我题写一段广告词。我写道：“辽宁教育出版社敬告旧友新知，我们的理念：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

    从此，“书香社会”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奠基”二字成了我们出版实践的指针。30年来，我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些大众文化的普及工作；其标志性的产品，正是1996年开始推出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套书分古代文化、近世文化和外国文化三个书系，以优质、廉价、易存、耐读、平民化为宗旨。在7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推出6辑约600多种图书。当时，我们的广告语是：“我读，故我在”和“爱书人，你的简装书来了”。

    “新世纪万有文库”初版面世时，新华社以《面向大众——出版界的新选择》为题发了专稿，极力赞扬“情趣向上，眼睛向下”的出版精神。此后10多年间，人们一直关注着这套书的出版，不断品评它们的意义与质量。前不久还有人问我：“编这样的书，你是怎么想的？”我用一贯的口吻答道：“当时只是想搞一点文化保存。”“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总策划沈昌文，更是一语点破了其中的本义：“保存为名，启智为实”。结果一个“启智”，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思考。

    其一，何谓启智？我们知道，总结改革开放30年，人们总好把前10余年的文化热，类比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此后的思想启蒙时代。有些人干脆把那个年代，称为中国的启蒙时代。我想沈先生的启智，一定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说出来的。

    其二，为什么要启智？因为复兴与启蒙的主旨，是人的解放，是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上世纪80年代以降，我国的出版界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热，一会儿西学，一会儿国学，时而丛书，时而套书，它们正是大众思想启蒙或曰启智的具体表现。没有这样的基础文化建设，任何解放思想、实现现代化的强国梦想，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在这一层意义上，启智的目的就十分清楚了。

    其三，如何启智？就出版而言，方法很多。“新世纪万有文库”借鉴了英国“企鹅丛书”、日本“岩波文库”的方式，更是走的当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路子。这几套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愿望都是为大众阅读提供精品图书，方法都是运用简装书的形式降低书价，使平民读者能够买得起那些以往“精装、昂贵”的好书。它们的不同之处也是有的，“企鹅丛书”的设计是浪漫的，橙色书脊系列为经典小说，蓝色是传记，绿色是侦探故事；“岩波文库”也是浪漫的，不同的书系缠着不同颜色的腰封：绿色是日本文学，红色是外国文学，白色是社会科学，蓝色是哲学和历史，黄色是日本和中国古典名著；我们的“万有文库”，却是统一的单色包装。更大的不同是时至今日，“企鹅丛书”与“岩波文库”都在继续出版，并且举办着盛大的出版70周年、80周年庆典；而在内地，我们的“万有文库”，却早已经“二世而亡”了。

    我崇拜上述几套丛书的文化精神，希望继续它们优良的东西，这也正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组建的思想基础。当然，其中最让我敬重的还是王云五先生的“万有文库”。我曾经开玩笑说，亏得王先生出版两辑就停了下来，使我们还有书可做，使我们还有沿用“万有”一词的机会，使我们的市场开拓有了承继前贤的借口。其实，他的两辑已有1700多种、4000多册了，我们的6辑还不足600种。见到这样的数字，我还笑得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