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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地区文化发展经验一瞥

时间:2013年01月04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鲁肖荷

 旅程艺术节文化沙龙现场,听众积极发言  

    日前,香港艺术家荣念曾于1979年发起的旅程艺术节首次在北京展开它的第33次旅程。5天时间里,来自香港、台北、新加坡的戏剧工作者与北京同行相聚于北京蓬蒿剧场,在蓬蒿剧场主人王翔的主持下,参与者通过研讨会、文化沙龙及戏剧展演方式就戏剧文化组织同政府、民间、文化政策的关系交流经验。除却戏剧自身,与戏剧相关的诸多社会文化议题也成为艺术家们讨论的热点。本次论坛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齐勇锋认为,论坛总结出的华语地区剧场文化发展经验能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事业的学习案例与镜鉴对象——旅程艺术节将两者进行了有益的整合。

  大型文化空间运营之道

  戏剧演出如何发生发展?或者更基本的,戏剧如何存在?其依托是基于健全、良性的文化组织。本次旅程艺术节第一个论坛的议题便是“评议文化组织——政府支持或半政府支持下的大型文化中心”。与会报告人以个案报告和对谈方式阐述了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台北中正文化中心、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等如何在政府支持下展开运营。

  依靠政府支持是大型文化中心的优势所在。以台北中正文化中心即“两厅院”为例,充足的表演场地以及60%的政府补助使其能够专心做“经纪公司不做的”和“表演团体做不到的”事情。所谓“经纪公司不做的”,是指打破经纪公司的利润壁垒。如享誉国际的一流名家演出均以合理票价销售,使得普罗大众都有机会走进剧场;邀请具有挑战性和时新性的世界级演出,带动本地表演艺术的发展;在引入国际表演的同时,与本地团体合作发表作品,建立起国际交流平台。所谓“表演团体做不到的”,则是针对本地表演团体的弱项,以较充足的创作经费尝试制作高风险作品,并以完善的专业剧场设施及人力实现创意,以稳定的演出档期规划长期演出计划。除此之外,中正文化中心还经营表演艺术图书馆,发行华语地区首屈一指的表演艺术杂志《PAR》。由此可以看出,大型文化中心在专注艺术的同时,更注重从优势出发吸引多种样态的艺术表演,兼具社会教育责任和文化开蒙的使命,从而将文化中心塑造成多元化的文化空间。

  民间文化组织的旅程

  旅程艺术节的第二个论坛主题为“评议文化组织——民间发起的文化组织”。与会学者、文化评论人及机构负责人从不同角度解读了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化组织的历史发展、形态功能及存在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刘青弋从社会文化层面谈到,香港“进念·二十面体”革新了传统排演方式,重新构建了剧场的社会功能,确立了自身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对促进社会民主起到推动作用。台北表演艺术联盟副秘书长杜惠萍介绍了该组织成立的缘起以及主要工作目标和概况。表演艺术联盟除了进行日常事务性的行政工作,如“建立表演艺术界和政府部门间的对话与沟通渠道”、“开发整合表演艺术界资源”、“激励整体艺术环境成长”等外,亦成为文创产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每年定期举办艺术节及大型艺文活动。联盟举办的华山艺术生活节在华山文化创意园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艺术节吸引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和表演团体前往演出,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形成产业品牌。新加坡文化评论人黄浩威介绍了本地戏剧团体“戏剧盒”所进行的一系列跨族群剧场实践,并提出受国家资助的民间文化组织是否该回避演出敏感禁忌题材的疑问。

  文化政策与民间文化组织

  民间文化组织的生存大环境仍是整个社会空间,文化政策是为其指引方向的风向标之一。文化组织和文化政策的关系怎样支持和促进民间文化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创作呢?这二者之间是相互博弈还是相互推动?第三场论坛以“评议民间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的互动关系”为主题,香港和新加坡相关人士介绍了当地文化政策,从不同角度提出认识与省思。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才艺拓展兼艺术拓展部副司长黄月薇曾是剧场工作者,她详细介绍了20年来新加坡文化硬件及软件建设。新加坡政府发布的“文艺复兴城市报告”,分阶段设立不同的任务重点,如艺术人才培养、文化组织专业化和建立观众群为第一阶段,将新加坡文化引入国际的“艺术和创新经济”为第二阶段,发展内容、文化慈善和生态系统为第三阶段。她观察到艺术家对政府决策的批判及挑战,如认为政府的政策考量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黄月薇表示,艺术家的挑战姿态是必然现象。政府除了开展艺术和文化探讨外,还应将角色转变为资助和发展中介,帮助艺术家建立资源和联系网络,不断制定新的政策和策略。

  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的陈淑庄律师,有近20年舞台表演经验。她审视了香港文化机构的种种历史演变,根据具体案例指出政府决策在缺乏长远文化愿景的捍卫下,很有可能变成文化砒霜。但也有案例表明,政府对作为“本地文化发展的最大推动力”的民间文化组织的扶持能够促进艺术良性发展,比如,政府以低廉的租金为艺术团体提供场地,催生出艺术村、土瓜湾牛棚等创作空间。陈淑庄认为,目前香港除了应成立职责更为明确的文化部门外,还应使文化融入生活以及各项公共政策之中,使其成为公共行政中的一种语言,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永续。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