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西元1927年），康有为从上海移居青岛不久，离开了人世；

　　民国二十一年（西元1932年），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学经六变，在四川与世长辞；

　　民国二十五年（西元1936年），章太炎在苏州寓所去世；

　　西元1953年，前清朴学殿军曹元弼，留着前清的辫子，在苏州寓所黯然谢世；

　　西元1968年，廖平高足蒙文通，在饱受凌辱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经学自此绝矣！

　　事实上，自经学科废，新学蜂起，经学研究在民国时期，已经式微几绝。民国时期的经学研究，主要是晚清经学之余绪，而极少有义理之创发。这种情况，自经学立场观之，固为事所必至。盖每当时代巨变，文明更新，旧法不能无弊，必有新的立法者出乎其间，创为一代新法。中国意义上的“革命”，正是因为前代之法行久积弊，不可收拾，遂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到来，以重新组织政治，整顿社会，改变生活方式。周秦之变如此，辛亥革命亦是如此。前者最终变天下为郡县，后者变帝制为共和。而在政治社会革命过程中，国家构建若不“法先王”，将国家植根于身后的文明传统之上，则必须重新寻找立法者，时王出，僭古圣，号后王，立新法，从而带来无穷的暴政。在周秦变局之后，汉初经师深知暴秦之苦，于是由孔子之删削述作，而知孔子集前圣之大成，以为后世立法，而汉室帝王亦渐知帝裔并非圣种，必须尊顺神圣立法者之法，国家乃得长治久安，于是有汉武之后，去黄老刑名，而尊先王之法，开中国二千余年的政治格局。

　　而近代以来，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随着辛亥鼎革，帝制土崩，经学行世二千余载，亦因之而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事实上，由此以上八百年，宋世道学的兴起，中国的学术中心早由五经转向四书，以四书为基础的新儒学，在复活、重构儒家精神价值的同时，忽视了建立在五经基础之上的理想政治的信念，如蒙文通所言：“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是，于刑、政、兵、赋之事，谓‘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则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熊十力亦曰：“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故乃有体而无用，于物理、人事，少有发明，与社会政治，唯诵知古昔。”熊、蒙二氏皆精于理学，蒙氏并钻研经学，而二氏之论，大抵不谋而合。宋明学问重建儒家之心性本体，使人于内在心性修养有无限提升之可能，于社会教化，也颇有建设礼乐教化人民之功绩，但于政治之建设，则多流于空言，而无实际之制度建设。及至清世，经学复兴，诸儒考究群经，发明汉人旧义，不遗余力。但清代经学，实为考古之学，清儒既不能以经学议政，而清代政治也不待经义而立，况科举考试，仍以四书为主。

　　本来，随着晚清今古文经学的理论发展，今文至廖平、康有为而致力于纯化经义，回应千年变局；古文至刘师培、章太炎而渐入史学，以贞固国本。而辛亥革命的发生，又使经学与政治名义上的关系也完全脱离。在这种条件下，正是重整传统经史之学，共为新的建国大业做好充分准备的机缘。一个成熟的文明体，每当遭逢巨变，必回首其文明的源头，从发源之处再出发，以此文明的价值回应遭遇的挑战，实现真正的“文艺复兴”。但是，西来新学蜂起，糟粕《诗》、《书》，使康、章之辈，渐知事无可为，只能从事讲学，终老户牖。今文经学之实质被彻底抛弃，而学术之主流，也随着文化的更新，从章太炎转向胡适之，从以史为本转向以史料为本。在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建立现代分科学术之后，中国学术全面摧毁古典文明体系，而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部分，成为世界学术的“地域性知识”。而经学研究，也因之在学术主流中彻底消失。

　　肇启于章太炎，完成于胡适之的现代学术，行至今日，已近百载。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百年，也是经学瓦解、溃败乃至消亡的一百年。中华文明，自汉世尊奉五经，以为政治社会之核心价值，二千余年间，宅国在兹土，立教在斯人，容有一时之神州激荡，一代之宗庙丘墟，而疆土、文明、人种，百世不绝，此实全赖经学大义之相传，以保礼乐文明之不坠。而此二千余年之中，即便如六朝士风之玄虚，晚明学术之狂涎，仍有一部分饱学之士，保文明之不失，守坟典之不绝，而未有如辛亥之后五经之学不但全面退出政治社会，而且完全脱离学术研究者。

　　在一个激变时代，只有回到文明自身的传统，以古人的眼光看待古人，才能理解这个文明的价值，理解古人的生活，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而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是保守文明之美的前提，更是学习外来文明的基础。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在经学，在经学瓦解百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回到经学，才能深层次地认识历史，在历史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本文摘自作者著作《经学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