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庆彰

    第一次见到林庆彰先生是在去年厦门召开的海峡两岸国学高端论坛上。那次会议，台湾来了20多位学者，其中绝大数都是林的学生。“我们现在的学科受西方影响，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四大类，被分成文史哲，史学对应史部，哲学对应子部，文学对应集部，唯独经学没有对应的现代学科。”林庆彰当日对现今经学发展的这番忧虑之言对我触动很大，这也成为这次采访林先生的因由所在。前不久，林先生来北京，承他来电相告，在他下榻的北大勺园，记者采访了林先生，在叙述经学研究生涯之外，也请他谈了两岸经学发展的现状、异同及面临的困境等诸多问题。

　　师从屈万里

　　1948年，林庆彰出生于台南县七股乡的一个小村。早在他出生前10年，父母因不见容于祖父母，才迁到七股。幸亏当时台湾实行公地放领政策，一无所有的他们领到八分田地，全家就靠这八分田地的收成来过活。由于父母都不识字，家中并没有什么书，幼年林庆彰仅能见到的读物是二哥读私塾用的《唐人写信必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千金谱》等书。

　　高中时，林庆彰开始喜欢读课外书，《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篮球情人梦》这些文学书籍都在那时读过。学校里“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选录《四书》的部分篇章作为教材，他嫌内容太少，自己买了三民书局的《新译四书读本》作补充，这是林庆彰接触古代经典的开始。高考时，由于地理科看错题目，少写一题，平白损失十分，林庆彰仅考上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图书资料科。不甘心的他一面应付世界新专的功课，一面准备重考，每天熬到凌晨两点。疲累时，唯一的消遣是那套摆在床头的《莎士比亚全集》。

　　1969年，林庆彰考入东吴大学中文系。当时学校的师资不是很理想，“国学导读”的老师讲话学生们都听不太懂，林庆彰只好买屈万里的《古籍导读》来读，渐渐地对国学产生了兴趣。由于景仰屈先生的学术成就，林庆彰接着又读了他的《书佣论学集》，“尽管书中的内容有很多都看不懂，但却愈发鼓舞我研究经典的决心”。

　　一心想成为屈万里门下弟子的林庆彰，整天窝在图书馆，全力备考台大中文研究所，但却因七分之差败北。在澎湖前线服兵役的两年间，担任通信连文书兵的林庆彰为了再考研究所，每天在熄灯后用手电筒在被窝中读《尚书》，白天则手抄《尚书》全文。1974年，东吴大学成立中国文学研究所，聘请屈万里、台静农、郑骞、戴君仁、张敬等国学大师来任教。屈先生既已到东吴任教，林庆彰就不再考台大，转而报考东吴中研所，最终以第二名录取。

　　林庆彰还记得上屈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时，用的课本是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屈万里要求学生每周阅读一定的页数，并挑出其中的错误。每次都是林庆彰挑出的错误最多。其时，屈万里正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在东吴大学只是每周兼一次课。为了确定硕士论文题目，林庆彰到史语所拜访老师，屈先生提议他研究明代经学，考辨丰坊、姚士粦等人所作的伪书。“研究丰坊，是因为他作了很多伪书，坊间流传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学者都以为他所伪造。”林庆彰收集各种版本，参照比对，发现《子贡诗传》有抄本和刻本之别，抄本应是丰坊伪作，刻本为王文禄就抄本篡改而成。至于《申培诗说》，则从各种记载证明非丰坊伪作，而是王文禄抄录丰坊另一本伪书《鲁诗世学》的诗旨而成。生病住院的屈万里，在病床上坚持看完林庆彰的论文，认为“你的说法，打破三百年来的成说”。老师的话让对自己并没有十分把握的林庆彰顿时信心大增。

　　后来考博士班时，为了研究计划，林庆彰又向屈先生请教。“你既然研究明代经学，就去探讨杨慎以下的考证学，看看与清代考证学有何关系”。就在他着手收集杨慎、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考据学者的资料期间，屈万里因肺癌病逝。“我在伤痛之余，更加发愤，后来即使发现论文的题目太大，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我仍咬紧牙关苦撑下去，因这题目是老师所赐，等于老师的遗志，应勉力完成才对。”经过5年努力，林庆彰终于完成《明代考据学研究》的论文，结论是明代杨慎等人的考据工作，是清代考据学的先导，这篇论文将考据学的产生时代推前了150年。

　　三十八载经学研究路

　　读硕士班时，因查寻经学资料不方便，林庆彰曾请教屈先生想编一部“经学论著目录”，但限于力量，未能如愿。完成博士论文后，林庆彰第一件想完成的，就是这件事情。从1987年4月起，他邀请几位学弟协助，开始这项工作。由于当时台湾科学发展委员会不接受编辑性的计划，林庆彰申请不到任何经费补助，编辑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支付。经过两年努力，编辑工作完成，共收录1912至1987年间的经学论著条目一万四千余条。

　　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林庆彰发现明末清初学者有一种考辨伪书的风气，就以“清初的群经辨伪学”为题，开始收集资料，对清初学者的辨伪工作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当时考辨《易图》、《古文尚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周礼》、《大学》、《中庸》、《石经大学》等经书和经说的学者，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藉考辨这些书来厘清儒学的真面目，我把这种学术活动称为‘回归原典运动’。”现在研究经学史的学者常常会提到“回归原典”这个名词，其实都是受林庆彰《清初群经辨伪学》一书的影响。

　　1989年8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开始成立筹备处，担任筹备处主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吴宏一教授劝他申请文哲所，没想到3个月后即获所方咨询委员会通过。为了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林庆彰辞去了东吴大学教职和《国文天地》社长职务。

　　回顾30多年的学术生涯，林庆彰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如下分类：一、经学史的重新诠释：著有《丰坊与姚士粦》、《明代考据学研究》、《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清代经学研究论集》等专著。民国时期，则特别关注顾颉刚和熊十力的经学。二、经学数据的编辑整理：编有《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88-1992）》、《经学研究论著目录 （1993-1997）》、《朱子学研究书目》、《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晚清经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日本儒学研究书目》、《日据时期台湾儒学参考文献》。另外，也将朱彝尊《经义考》重新点校出版。三、翻译日本经学著作：已完成的有《经学史》、《近代日本汉学家》、《论语思想史》，和单篇论文二十余篇。

　　虽然在他看来，编辑日本汉学目录算不上是很有分量，但《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日本儒学研究书目》二书却成为开山性的目录著作。前者是海内外研究日本经学的第一部目录，不但拓展了国内学者的视野，也为国际汉学交流提供了方便。编辑《日本儒学研究书目》时，除了学生外，林庆彰还发动太太和小孩，平均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后来，日本研究儒学的权威荒木见悟教授对他说“让一位外国学者来为我们编目录，我们日本人感到很羞愧”。这部有史以来第一部日本儒学研究书目，给日本学者相当的震撼。

　　从1975年师从屈万里开始，38年的光阴无声地流逝消融，早年英气勃发的林庆彰如今已然成为一位老者。他的一生始终和经学研究紧密相连，而在两岸学术界，林庆彰这三个字一为人所提起时，也必然是与经学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