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物化成果，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生动见证。文物保护，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峡文物保护被称为是一场世纪大抢救，峡江两岸的文明以另一种形式得以传承。随着三峡工程建设阶段顺利结束，三峡文物保护也进入了“后三峡”时期。

　　“这一次重走三峡，心情与20年前那次完全不同，中国也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看到当年考察过的文物古迹都因地制宜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而且更具社会教育功能，我们很欣慰，也对后三峡时期的文物保护更有信心。”当年的老团员、台湾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董事姚浙生对记者说。

　　20年前的1993年3月26日至4月7日，海协会、台湾海基会、国家文物局、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组织两岸文物考古专家，组成“长江三峡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团”，从重庆至宜昌，对三峡工程即将涉及的沿线各地的文化遗产进行考察。这也成为两岸文物界隔绝40年后双方首次共同参与的文物考察。

　　20年后，为纪念这一在两岸文博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2012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部分1993年考察团的老团员和两岸中青年文博工作者一行70余人，乘船从宜昌出发，沿长江至重庆，经过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忠县等地，分别考察了凤凰山古建筑群、巴东狮子包文物复建区、白帝城、张飞庙、石宝寨、白鹤梁等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重点项目。

　　“我们一路考察的这些项目，其实就是20年前大家考察时一路最为关心和伤脑筋的文物遗址，也是整个三峡工程文物大抢救工作中大家争议最多、投入最多的几个点，代表了文物保护的不同理念，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当年的老团员、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主任王军说。

　　完成四大文物保护工程并非易事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涛声似旧时。”这是南宋诗人陆游路过秭归时留下的凭吊诗。秭归的屈原祠可以说是风雨峡江的沧桑见证——它始建于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宋元丰三年改建为“清烈公祠”，后经数次维修而存续至今。先因葛洲坝水利工程兴建，1976年7月迁建于秭归县城东郊的向家坪，更名屈原祠，再因三峡工程再次搬迁，成为复建的凤凰山古建筑群的主体部分。

　　我们参观的第一站便是凤凰山古建筑群。

　　作为屈原故里和王昭君故里的秭归县，是中国文人心有千千结的地方，然而秭归是当年三峡工程被淹的县城中首当其冲的一座。湖北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说，三峡湖北库区地面文物保护的最大工程便是将原位于秭归新滩淹没区的明清古民居集中迁建于新县城凤凰山上，如今新滩明清民居24处地面建筑已完成复建。包括了青滩水府庙、江渎庙、紫光阁24处古民居、归州古城门、屈原故里牌坊、屈子桥等，这也是三峡库区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2007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屈原祠比过去大了3倍不止，郭沫若题写的“屈原祠”三个字依然苍劲。凤凰山古建筑群的对面便是雄伟的三峡大坝，是看高峡出平湖的最佳位置。只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的景致恐怕是再也体会不到了。三峡大坝建成后，受淹没影响的地区包括22个县、市、区，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这些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多迁走建了新城，水面淹没和移民迁建区范围内存在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古迹，自然成为抢救的重点。一些重要的民居大多选择了类似凤凰山古建筑群这样的集中展示方式。

　　与屈原祠一同被称为三峡工程中“四大国宝工程”的还有云阳的张飞庙、忠县的石宝寨和涪陵的白鹤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任王鲁茂也是当年的老团员，他告诉记者，“张飞庙原来在云阳的老县城，异地重建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但选址的时候争论非常大，光是选址争论起码是三年以上，当时重庆市所有的领导都到了云阳。云阳希望就移到新县城这边来，建成一个公园，向市民开放。但张飞庙的核心价值在于依托高山面对大江，和县城隔江相望，因此找到同样的山势非常重要，后来的迁建方案，还是修建在新县城的对面了，门还是朝向城东方向，并且迁完以后还是像旧的张飞庙一样。”

　　“这次看到张飞庙的‘江上清风’那几个字，我以为它还坐落在原来的地方，可是一问才知道已经南移了３０多华里。”台湾地质学家杨昭南认为，以张飞庙为代表的异地复建文物，不仅使原有古建的结构与形态得以保存，而且在甄选新址时充分考虑到了与原址相似的环境，这体现了大陆文保工作者的专业与用心。

　　有“长江明珠”之称的石宝寨是我国现存体积最大、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经康熙、乾隆年间修建完善。而大坝建成后，石宝寨周围将形成一个120多亩的水面湖泊。为了抢救这一极具价值的文物，专家们提出了“就地保护，护坡仰墙”的方案，即沿玉印山周围修筑一圈护坡，保护山体。同时在护坡上修建1米高的仰墙，把整个山寨圈围起来。此次重走，我们看到一道50米高的水泥挡墙组成的贴坡围堤将１２层高的石宝寨转在中央，再通过一座长达四百米的浮桥，才能进入巨型围堤。“很多人嘲笑如今的石宝寨远看像一个巨大的盆景，但你真正来到它的脚下，爬到它的顶端，看到的依然是万里风烟接素秋的风景，这座宏伟的建筑依然在原址保护着，有一天，技术先进了，想出更好的办法了，这个围堤也许是可以去掉的。”王鲁茂说。

　　白鹤梁的枯水题刻，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美誉，同时它又是弥足珍贵的石刻艺术品，有文人骚客题写的诗文２万余字，人称“水下碑林”，这道长约１６００米、宽约１５米的天然石梁，每到枯水期才会浮出水面。它的上面刻有自唐代广德元年至２０世纪初共１２００年间７２个年份的枯水情况，逢到枯水时，古人就在枯水线刻上鱼形图案，当地人因而俗称白鹤梁为“石鱼”。“我们当年很幸运，十年才一现的石鱼，难得地重见了天日。现在想来，那也许是它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和世人晤面了。当时白鹤梁如何保护尚未有定论，今天已经建成了难得一见的水下遗址博物馆，听说国家的总投资近1.7亿，是整个三峡文物保护中最大的一笔，令人惊叹。”台湾南华大学视媒系教授江美英说。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张柏也全程参与了当年的考察，后来又见证了三峡的文物保护，他感慨万端地说，“三峡工程于１９９４年正式动工兴建，２００９年全部完工，国家文物保护方面共投入资金１９亿元，７０００余名考古工作者在沿线各地共发掘出土文物２４万件，基本完成了对白鹤梁、石宝寨、屈原祠等１０８７处不可移动文物的抢救与保护。以这些文物古迹为载体，长江沿岸悠悠千年的文脉得以传承，如今它们还都在，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当代的生活，这是最令人欣慰的。”

　　文物保护的“后三峡”时期任重道远

　　正如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为三峡文物殚精竭虑的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所言，在三峡这一片区域内，交错着石器时代、巴人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数千年来奔流冲撞的脉络，是中华古文化一个重要的分布地区，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除了关注地面的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的抢救一直也是重中之重。

　　从1993年开始，全国10个省市的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坝区进行了近万平方米的发掘。在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遗址上，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墓葬、灰坑、窑藏、房基等200多座，抢救出中堡岛历史上最后一批宝贵的考古资料。1994年，为了彻底了解掌握三峡库区文物的状况，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30多家文物考古、古建筑、人类等学科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了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小组，对三峡地区文物开展了大规模的复查、调查和试掘工作。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坦言，三峡文物抢救工作是我国第一次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文物古迹进行系统考古勘探的文物工程，集全国之力，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对井水湾、冉家路口、高家镇、烟墩堡等60余处旧石器中晚期遗址的发掘，建立了十万年以来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框架。通过对巴东楠木园遗址、秭归柳林溪遗址、朝天嘴遗址、中堡岛遗址、奉节老官庙遗址、丰都玉溪遗址、玉溪坪遗址、忠县哨棚嘴遗址、中坝遗址等遗址的发掘，建立了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通过对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涪陵小田溪等多处遗址和墓地进行发掘，巴人和与巴文化有关的疑团得到了解决。

　　截止到2009年，三峡库区共出土文物24万余件套，6万余件套属于较珍贵文物。2000年12月28日，中国三峡博物馆在重庆破土动工，它的任务是将三峡文物抢救与保护的成果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乌杨阙发现于2001年，因发现于忠县乌杨镇而得名，它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汉阙，如今“搬家”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大厅。刘豫川，也是当年的老团员，担任过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副馆长，他说，“三峡博物馆从三峡库区里面调拨了3000多件文物，主要用来办两个展览，一个是壮丽三峡，一个是远古巴渝。壮丽三峡我们讲清楚了三峡地区的人类怎么从204万年前走到今天。远古巴渝使巴文化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实体。

　　2010年10月26日，三峡水库坝前水位达到设计的海拔175米，标志着三峡工程建设阶段顺利结束，也表明三峡工程建设阶段的文物抢救与保护工作基本结束。三峡文物保护与三峡建设工程、三峡移民工程一道，走过了“前三峡”时期，进入了“后三峡”时期。

　　关强认为“后三峡”时期首先要做好消落区文物保护工作。消落区是指水库季节性水位涨落使库区被淹没土地周期性露出于水面的区域。三峡工程四期蓄水后，冬季蓄水发电水位为175米，夏季防洪水位降至145米，其间30米水位落差暴露出的区域就是消落区。据统计，三峡库区消落区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分布在湖北、重庆库区各区县。经初步核实，消落区内可能出露的地下文物点埋藏面积292.67平方米。

　　另一位老团员台湾博物馆学研究专家陈国宁则十分关心出土文物保护成果的转化工作，“听说目前库区已经出土数十万件文物，还不包括有待整理、修复的文物标本，大量出土文物的整理、修复、入藏、研究、展示是一个更大的工程。尤其是出土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应尽量和曾经的民俗记忆相结合，淹没区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可能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和保存，现在应赶紧进行相关的抢救。”

　　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名誉馆长王川平最关心的是三峡博物馆群的规划，“三峡工程所抢救出的文物很多都放在各个县里，将这些文物丰富一下就是一座座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群的概念应运而生。已建成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正在筹建的三峡移民纪念馆、长江三峡工程纪念馆是第一个梯队。第二梯队由三峡地面文物保护所构建的空间组成，如白鹤梁、石宝寨、张飞庙、大昌古镇、屈原祠、云阳三峡文物园、湖北凤凰山古建群等。第三层面由三峡库区22个区、县、市已建和新建的博物馆组成，它们是展示、研究、收藏三峡出土文物和当地特色文化的主体，约25座。未来的三峡博物馆群将会有40多座博物馆，这才是后三峡时期最令人振奋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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