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跟踪式地读，一直关注某位作家的创作情况，就会有一种感觉：很多作家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之后，创造力就显得有些衰退。作家阎连科曾从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作家“成名成家之后”，随着早期生活经历写尽，加上人到中年生存境遇改善，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日远，写作便随之陷入一种“中年危机”。阎连科所谈的也许只是个人体验，其实深陷“中年危机”的远不止他一个。这种“中年”一过创造力便衰减的例子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不胜枚举，这与列夫·托尔斯泰、歌德等国外作家那种老而弥坚的创作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读莫言作品，亦有同感。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蛙》被认为是他近年的代表作，但实际上《蛙》并没有超越莫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显著的变化似乎只有语言，平实易懂的语言表现出了一种返璞归真的气象，但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却并没有明显拓进。聚焦社会问题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创作的主流，《蛙》的长处在于切进了当代社会生活，不足之处则是未能从历史、文化、人性等宏观视野拓展其思考。莫言之前的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其实是具备这种思考的，但如今这种思考却似乎没有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代作家们的“中年危机”？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阎连科提到了作家与生活的距离。其实，作家与生活保持切近的距离固然很重要，但有一点也必须承认，不管从主观意愿还是从客观条件来说，让作家回到从前那种与生活亲密无间的状态着实有点难以办到。所以，除了尽可能拉近与生活的距离外，还需要寻找其他更切实、更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这种方法和措施，可能并不一定非要从调整作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角度入手，而可从作家自身精神调整的角度入手。

　　首先，我认为当代作家需要准确定位自己的写作立场。当代社会的发展日益复杂化，作家的写作往往无法回避对社会历史做出分析、判断，而任何分析、判断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立场上的。一旦没有立场或失去立场，作家便有可能在复杂的社会历史面前陷入迷惘。当前，我们的某些作家在创作中疏于关怀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疏于贴近到现实的生活，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表现人道关怀和人性体察时，有时会显得肤浅与幼稚，许多的“民间叙事”最终都简单地变为了“苦难文学”，作家关注历史却无法透视历史，于是只能漂浮于“苦难”的表象之上。事实上，当代文学中出现的“粗鄙化叙事”、“暴力叙事”等不良写作倾向，从根本上看也都与作家关怀“人”的立场欠缺有关。

　　其次，作家还要提高对社会历史的分析能力。当代一些作家惯于忧患社会、历史，但却往往缺乏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比如说，社会转型是当代文学最富挑战力的“课题”之一，“社会转型”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所激起的矛盾、痛苦、振奋、焦虑，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对之的文学表现也远非单纯的一两个词语所能概括。作家们若要真正发掘它背后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的能力，可惜这种分析能力恰恰是大多数当代作家所不具备的。其实在现代文学时期，以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社会分析小说曾具备这种素质和能力。《子夜》重理性、重分析的气质，实际上是重意象、重象征的中国文学所一直欠缺的。可惜的是，这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茅盾那种质朴、刚健的现实主义文风也鲜有继承。

　　无论是对人的关怀，还是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概括说就是两个词：“悲悯”与“理性”。两者的结合，增强的将是作品的思想性。当把这种思想资源引入创作，必能为才情衰竭的中年作家注入更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