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话剧《蒋公的面子》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
要和当代对话,就要有新的戏剧思想
访话剧《蒋公的面子》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被我们忘记了,很多事情被我们记下来,也有很多事情被我们杜撰,这都是有当代原因的。
◎关注心理现实,写人的困境。我们不做道德评判,而是指出道德的边缘状态。
◎理想主义陶醉于自己的道德纯洁,又向往现实主义的好处。我是站在更高的地方来看这个剧,审视他们的困境。
话剧《蒋公的面子》剧照
5月21日,话剧《蒋公的面子》登陆北京。据悉,这部由南京大学制作出品,为纪念南大建校110周年的校园话剧曾经连演35场,创造了校园话剧的一个奇迹。1943年,重庆,蒋介石兼任南京大学(时称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教授吃年夜饭。这让三位教授犯了难:不去呢?三人自己的小九九恐怕无法实现;去呢?又有损于知识分子的清高。到底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这就是《蒋公的面子》的主要剧情。“文革”期间,三位教授为此事遭受审查,当他们回首此事时,却遭遇了记忆的“罗生门”……5月24日至28日,该剧还将先后亮相北大百年讲堂和海淀剧院。该剧导演、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吕效平表示该剧要演100场。本报记者就该剧和戏剧创作、戏剧教育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吕效平。
记者:该剧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
吕效平:我从导师董健那听来了赴宴这个典故,以此给学生布置作业,收到了十个剧本作业,本剧用的就是温方伊的本子。这十个本子中,温方伊的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很有思想高度的,温方伊是我们2009级的学生,写这个剧本时,做了几个月的案头工作。温方伊考究史料后说不见得有这样的史实,董先生也不确定有这样的事。我想,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被我们忘记,很多事情被我们记下来,也有很多事情被我们杜撰,这都是有当代原因的。把这出戏做出来,也是表达我们对当代大学环境的思考,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思考,希望能推动我们在精神上、大学的建设上进步。
记者:就您观察,在北京演出和在上海、南京演出时观众的反应有什么不同,您为北京的观众做了哪些调整?
吕效平:演出时长减了70秒钟,并删了一些关于南京大学的台词。如果时长能减少5分钟,节奏可能更紧凑,剧本本身没做太多改动。北京的观众与上海、南京的观众是不同的,他们的笑点比较高。南京、上海演出时笑的地方要比北京观众多三分之一,他们在前半场就会发笑,但北京观众在前半场基本笑不起来,要到后半场才能笑起来。就我观察,大家对这出戏是接受的。可能文化水平低的观众接受起来有障碍,每个戏都有自己的死角,这出戏的死角就是文化水平低的观众对大量的文化信息是接受不了的。上海观众虽然笑得热闹,但场下有人在发短信、打电话,我能感受到他们的躁动,这种情况在北京观众里就没有,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可能他们看的戏多了,戏剧文化水准也高。
记者:这个戏火爆到什么程度?
吕效平:这出戏放在国际上,就是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水平。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会演100场,我们的票房目标是1000万元。从投入产出比来说,这出戏利润也是极高的。我们排这部戏花费还不到5万元。
记者:您有没有思考过这出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吕效平:它的现实主义元素触及到观众心里,有些观众想明白了但没说出来,他们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性格,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这出戏还达到和当代中国戏剧对话的高度。要和当代中国戏剧的对话,就必须拿出新的戏剧思想,这出戏有同情三个角色的地方。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他们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也有抽自己耳光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比较好,这一点高于当代中国戏剧。总结起来有两点,关注心理现实,写人的困境。我们不做道德评判,而是指出道德的边缘状态。
记者:“文革”的场景中,三个人记忆模糊,仿佛遭遇“罗生门”,各说各话,真相无从知晓,但在1943年的场景是做实了的,这是为什么?
吕效平:这刚好是这个戏的破绽,情节在“文革”阶段是虚的,但在1943年是实在的,前提仍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赴蒋介石的宴,但还是把1943年的很多情节都做实了,如果都能务虚是最好的。
记者:您之前提到过在世界戏剧的格局上,这就是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作品,究竟有哪些不足?
吕效平:前半段的节奏不好,希望有时间再改进一下。
记者:您曾经说过《亨利五世》中的福斯塔夫形象是欧洲喜剧的一个重要传统,在您的这出戏里有没有体现?
吕效平:朱光潜先生曾提到捕捉悲剧本质的巨大困难性。他说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家们总是像波洛涅斯宣布发现了哈姆雷特发疯的原因一样,把一个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了,把一个有机的世界机械化了。我认为,喜剧问题的复杂性与有机性更甚于悲剧。同时还认为,在众多描述喜剧本质的理论中,有两条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喜剧是更富有智慧、更高尚的人对于较自己愚蠢和卑下的人物和行为的嘲笑与讽刺,这一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另一描述喜剧本质的重要理论可以概括为:人自己把自己的困境给解决了,因而始终保持着幸福的心情,这一理论源于黑格尔。这两条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喜剧本质论,至少在表面上,并不是互相支撑、互相补充的,而是互相拆台的。如果我们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我们就很难解释自己对于莎士比亚喜剧中大多数人物的喜爱,否则,难道我们会喜爱愚蠢与卑下吗?如果我们接受源自黑格尔的理论,我们就很难解释很多喜剧人物的结局与痛苦,很难解释《悭吝人》中阿尔巴贡这样的人物,他虽然最终“幸福”着,但并没有自己解决掉自己的难题。福斯塔夫这个伟大的喜剧艺术典范使我们有可能超越上述两种理论表面上的对立。真正达到福斯塔夫的境界,作者是需要莎士比亚那样的才气的。夏小山有这方面的意思,比如去不去赴宴无所谓,要不要面子也无所谓,书也不算什么,他能非常快地超越自己的痛苦,书不是绝对重要,面子不是绝对重要,甚至好吃的菜也不是最重要的,但还不能完全做到福斯塔夫那样。
记者:该剧对三人的处理比较均衡,那您自己对角色的看法是怎样的?
吕效平:这就是这个戏高明的地方。我们开始就设计成让时任道去吃饭,尽管我心里很难受,因为这样价值观就错掉了,但为了把这个人物扶起来不得不这样。他希望得到好处,也希望得到高的评价。理想主义陶醉于自己的道德纯洁,又向往现实主义的好处。我是站在更高的地方来看这个剧,审视他们的困境。
记者:饰演卞从周的演员声音有些浮,无形中拉低了这个人物的层次。
吕效平:嗯,因此我们下一步要培养提高演员的整体表演水准。
记者:您曾提到要建一个属于白领的剧院?
吕效平:对,南京黑匣子剧场已经建成了,这是一个市民剧场,经济上比较独立,戏剧人可以自由创作。上映的剧目不设门槛,但观众是唯一评价标准。谁都可以来演,但我永远站在观众这边,好坏由他们说了算。
记者:在戏剧教学方面,您有怎样的打算?
吕效平:明年开始每年招5个硕士,每人6万块钱奖学金,主要补表演这一块。
(编辑:单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