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张伯驹，相比严肃的集收藏鉴赏、书画、诗词、戏曲艺术研究、金融于一身的文化大家称号，他的“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身份更为公众所熟知。民国、公子之类，总令人联想起如今“富二代”玩物丧志的群体而更有遐想空间，但此“公子”不仅在鉴藏、诗词、书画和戏曲理论方面独领风骚，更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极大贡献。近日，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华书局、吉林省博物院、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等发起的纪念张伯驹诞辰115周年首届张伯驹论坛上，专家学者谈及他倾尽千金收藏《平复帖》《张好好诗》《游春图》《道服赞》等重要国宝又无偿捐献给国家的事迹，更令人感佩。

　　1927年，生父为众议员、养父为盐务总办的张伯驹29岁，在那年他第一次收藏墨宝——康熙御笔“从碧山房”横幅，从此收藏之痴一发不可收拾。“伯驹喜爱书画，不惜变卖家产，以巨资收藏名贵真迹。他惟恐祖国历代的古文物被商人盗卖于国外，让我们的后代再到外国去学习国粹。如有关李白和杜甫的墨迹，都是由我出去借款收购。有人说他是个败家子，反对他这样做，而我就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张伯驹的夫人潘素生前如是说。

　　“1936年，父亲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唐代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被上海的古董商人买去，很可能将转手海外。父亲心急如焚，曾写信给当时北平的负责人，希望留住《照夜白图》，然而它最终流向了英国。由此父亲又担心起《平复帖》来，上世纪30年代初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他曾见过这件我国传世最早的墨宝，相当长时间里被溥心畲先生收藏。其间，父亲多次派人转告溥先生，千万不要让《平复帖》再流往国外，如若转让，自己愿意收购。但当时要价太高，父亲只好与其商议自己提前报到为第一预买人。1937年底，溥先生的母亲去世急需用钱，《平复帖》终以4万元让出，成了父亲的藏品。”张伯驹之女张传彩说。

　　1941年，张伯驹刚出巷口，即被一帮强盗绑去，索价300万元，不然“撕票”。不久，土匪告知张伯驹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潘素一见。“岳父将生命置之度外，却悄悄关照岳母，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说。张伯驹这一近乎疯狂的举动，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结束，僵持了近8个月，土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了40万元，经过潘素多方借贷，总算赎出了张伯驹。

　　张伯驹对《平复帖》爱若珍宝，1941年秋，他携全家入秦，一路中为避免沿途检查，将《平复帖》缝入衣被，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可见用心之苦。

　　1946年，张伯驹从马霁川手中购得1924年溥仪出宫时携走的《游春图》，更是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艰险。“他开口竟要800两黄金，显然是在讹诈。父亲虽称得上家财万贯，但购买名作太多，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但又不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于是父亲将情况报告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但事隔不几日，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无奈，父亲来到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走进荣宝斋、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每到一处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于是同意降价让于父亲，以220两黄金出售。”张传彩回忆，为了筹措220两黄金，张伯驹想到变卖自己的房子——李莲英旧墅。不料，马霁川又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追加20两，万般无奈，张伯驹让潘素把首饰卖了，终于保住了《游春图》。

　　一个月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打听《游春图》下落，并愿以500两黄金入藏，被复函：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此外，张伯驹还收藏过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赵孟頫《千字文》等。他还历时13年，帮助故宫完成了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的收购。

　　“我一生所藏真迹，今日尽数捐献国家。”1956年7月，张伯驹说了一句在他看来极其普通的话，将《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8件珍贵法书捐献国家；而《游春图》早在1952年就无偿捐献给了国家；1965年，他又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30多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院。

　　张伯驹在收藏上有着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潇洒，而在生活上却并非一掷千金的公子哥。1982年初，黄永玉于北京西郊邂逅张伯驹，“某日余携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和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从人流中缓缓隐去。老人手中面包即为夫人（潘素）带回。情深若是，发人哀思”。

　　黄永玉赞颂“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虽然能喝此蹩脚红菜汤，真大忍人也！”余叔岩、周汝昌等人都说，张伯驹和明代张岱相似——一样的名门，一样的才情，一样的自负，更重要的，或许就如戏曲研究学者章诒和说的：“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