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懂得怎么‘卖’自己”

海峡两岸纪录片从业者探讨纪录片的生产营销

 　　2014年起，我国将实施更多扶持纪录片发展的举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仅要增加扶持基金，还要求34个上星综合频道，平均每天必须播出30分钟以上的国产纪录片，这对国产纪录片来说是个好消息，有了更广阔的播出平台，必然会刺激生产，激发创作热情。但如何才能做出兼具文化内涵和观赏性，又让电视台和观众买账的纪录片，是摆在从业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编 者

　　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讲述了近60个茶叶人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寻找茶的精神跟当下人的灵魂和心灵之间互动的关系

　　“后来他找到了吗？”看完《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第二集，台湾“中华广播电视制作商业同业公会”副理事长俞晓佩问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王冲霄。在这一集的开始，讲述了一个新疆男子米吉提为找到昆仑雪菊治疗妻子的高血压，并带回种子种植，冒着生命危险骑马翻越大山，到喀喇昆仑山深处寻找野生雪菊的故事。“我们跟着他拍了20多天，对于是否能找到，也是未知。后来还是没找到。”王冲霄回答。《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于去年11月在央视播出，6集的容量，讲述了将近60个国内外茶叶人的故事。寻找野生昆仑雪菊是其中的一个故事。拍摄过程很艰苦，王冲霄回忆：“我们上山3天，下山3天，那条路很危险，宽度仅30公分，只有驴能通过。期间大家也受了伤。”

　　俞晓佩不仅表现出了对片中人物生活和命运的关注，作为台湾的纪录片从业者，他也拍过关于茶的纪录片，央视的《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让他惊喜：“你们突破了一般茶文化的范畴。”

　　由中国视协、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电视艺术节暨海峡两岸电视论坛日前在重庆举办，大陆和台湾的纪录片从业者带来了各自创作的《飞阅台湾》《茶，一片树叶的故事》《故宫100》《对焦国宝》进行观摩和探讨。《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一集有50分钟的长度，第二集放映完后，王冲霄原本觉得针对本片的交流时间短暂局促，但事实是，台湾同行的问题和感慨很多。让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副总裁顾超惊讶的是大陆纪录片团队的工作效率：“在两年时间里，你们在片子里拍了这么多主题，而且是复杂的主题，在台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们是怎么走上纪录片之路的？”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于3年前立项，前期调研用了1年多时间，采访了800多个茶叶人，2011年春天开始拍摄，1年半时间，导演组奔赴全国13个省区和日本、英国、肯尼亚等7个重要的茶叶国家，拍摄了70多个茶叶人的故事，用王冲霄的话说，“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剪辑，后来忍痛割爱，保留了近60个人”。

　　“我们这次不是抱着传播茶叶知识的初衷来讲述茶，而是选取了茶和当下人类的关系这一角度。”王冲霄介绍，“讲述60个茶叶人的故事，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寻找茶的精神跟当下人的灵魂和心灵之间互动的关系。茶不仅仅是对人心的一种抚慰，也可能是当今世界一个精神诉求的方向。”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的导演组是个非常年轻的团队。“70后”的王冲霄算大的了，另外有两个都是“80后”。曾获台湾金钟奖最佳导演奖的刘嵩很好奇：“你们是怎么从事上纪录片创作的工作的？是专业体系的培养还是个人境遇的巧合？”

　　王冲霄和另外两个“80后”导演，都不是出身于专业院校的纪录片专业。三个人的专业背景是新闻、广告和中文。他们都曾在央视的新闻中心工作。“在新闻中心工作的好处，就是处于跨界创作的状态，大家不仅做短新闻、长新闻、深度报道，也会用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制作新闻节目。”王冲霄介绍。正是这段用纪录片手法关注现实、用新闻记者的眼光去看待纪录片的经历，为此后他们在纪录片频道的创作做了一个准备。2005年，他们拍了大型纪录片《故宫》。王冲霄说，这部作品对他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影视视听语言的训练，“我们之前做新闻，可能在影视手法上没有那么专业，《故宫》团队的合作伙伴有很多电影人才。我们都比较年轻，吸收能力很强”。

　　一部台湾纪录片的票房奇迹

　　《看见台湾》是目前正在台湾电影院线上映的一部纪录片，在去年12月中旬时，票房已达1.62亿台币（合人民币2800万元），创造了台湾纪录片的票房奇迹。顾超表示，原本他们预估的票房只是5000万到7000万台币。为了避免盗版，影片还没有出DVD版，所以这次顾超只带来了23分钟的《飞阅台湾》。《飞阅台湾》和《看见台湾》分别为“台湾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均尝试航拍台湾。

　　从筹划到上映，《看见台湾》用了5年时间，仅拍摄就用了3年。“这样一部航拍的影片，都是飞来飞去在拍，没有演员，观众到底能不能接受？”拍摄时顾超心里没底，也对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奇。如今这部影片的成功，在他看来既有偶然因素也有非偶然因素。《看见台湾》在延续航拍台湾自然风貌的基础上，加上了顾超说的“非偶然因素”：讲述台湾美丽的山被滥垦、河流被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等。他认为这是可以间接引发大众议题，被观众当做话题来讨论的，“影片上映时，这些因素会打动老百姓，他们会自问‘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

　　“行销”这个词在顾超的话语里出现的频率很高。现任副总裁的他，也曾是一位纪录片工作者，做到后来，他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很会说故事，很会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不懂得怎么‘卖’自己。一部纪录片做出来后的影响力，它能被多少人看到和理解，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赌运气。”所以他认为，用行销的方式，让纪录片达到最大化效应，是纪录片工作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看见台湾》是纪录片和商业结合的一个成功案例。台湾是个航拍很困难的地方，70%都是山，山里的气流非常不稳定。租一个直升机拍摄价格不菲，一个小时要两三万人民币，在台湾的中部绕一圈，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经费消耗非常可怕，我们非常清楚，这部片子在商业操作上必须要花大力气。”顾超说。

　　5年前，《看见台湾》的制作成本估算是1000万元人民币。顾超介绍，拍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发愁：钱从哪里来？几年当中，他们去和很多基金会和其他的一些机构谈合作，吸引他们投资的条件就是——共同拥有版权，并为他们制作类似素材。“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辛苦，不断去找钱，不断积累拍摄素材，花了3年时间，才最终有《看见台湾》的诞生。”顾超表示。

　　成功的纪录片带给创作团队的影响

　　《故宫100》是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每集5分钟，共100集，梳理了故宫地上建筑群的100个点，带领观众看见“看不见的紫禁城”，每集风格不求相同，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和讲述方式。本片播出后，在豆瓣上的评分是9.1分，这是总导演徐欢如今讲起来仍很自豪的成绩。

　　让徐欢感慨的是，一部成功的纪录片带给创作团队的影响。纪录片《故宫》的导演团队，后来一起创作了这部有实验性质的《故宫100》，这次的实验影响了再后来他们创作的《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包括今年在央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下南洋》《大国重器》，也是当年《故宫》的导演团队做的。“当年《故宫》的成功，使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坚守在纪录片事业里。”徐欢说。

　　《故宫100》有总导演、执行导演、分集导演等，这让刘嵩很惊讶：“在台湾，我们一般一部片子只有一个导演，不会有分集导演，其他导演也不会插手。大陆是一个导演群，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做的？这样合作有什么体会？”

　　刘嵩这次带来的是纪录片《对焦国宝》中的一集，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一幅画，由范宽创作的《溪山行旅图》。这一系列纪录片，经过了18个月的调研，12个月的拍摄和12个月的剪辑。这是让徐欢表示“很羡慕”的工作节奏。在大陆，节奏要更快才行。《故宫100》从创作到播出，用了1年时间，调研和脚本的工作完成后，用了4个月的时间集中拍摄和剪辑。“这种操作模式，就像一个工程，里面必须有分工，总导演、执行总导演、分集导演、摄影、美术、音效等，都是这个大工程里的工种。”徐欢说，“这样的分工，才能使我们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完成100集的制作。”

　　王冲霄认为，这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到现在必须要经历的阶段。“这两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爆炸性增长，但电视纪录片的人才储备非常不够。大量的年轻人刚从学校毕业，完全没有社会经验，就参与到《故宫100》和《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这样大型纪录片的拍摄。我们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他们参与到创作中，就会被署名为分集导演。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过渡。”

　　过渡时期的另外一个现状，就是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创作里，缺少一个国际惯例中的制作人的角色。王冲霄表示：“实际上现在的总导演既承担了制作人的角色，又要参与到创作中来。随着这个阶段的过去，越来越多的导演成长起来，同时成熟的创作人员转为制作人，有个良性的导演培养机制，将来总导演和执行导演的角色，就会自然而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