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风格,便没有艺术生命——访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王春立
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王春立在数十年的工作过程中,见证并经历了中国美术发展的诸多大事件。在作画之余,他对当下美术的发展有着深入思考与论述。近日,笔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笔者:您认为当前美术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春立:时下美术领域一片热闹景象,时有佳作问世。一般来说,出作品、出人才是创作繁荣的重要标志。谈到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近30年,由西方大国所左右的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调。西方大国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所推行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其本质乃是以经济硬实力为后盾,以文化软实力征服第三世界各国民众,使其在精神上沦为西方附庸的一体化。毋庸讳言,西方所操纵的“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浪潮,已经猛烈地冲击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价值体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二是商品市场引起的躁动。当今社会,在许多事情上好像都是金钱在起作用。比如:有些画家通过虚假拍卖,制造耸人的价位;有些作品,明里暗里按作者社会头衔高低多寡论价,按吹捧文章绚烂的程度论价,按媒体宣传的力度论价,按出版的画册列入哪个系列论价;名人赝品比比皆是,似乎都是尔虞我诈。此外,中国层层画院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些现象,加速了学术机构的官僚化、美术创作的市场化。
笔者:改革开放后,为发展中国美术,您着眼于学术,提出“中国美术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美学命题。请您详细讲一讲产生这一命题的背景及所包含的内容?
王春立:近30年来,如何发展我国的美术事业,学术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实现我国美术现代化,是不是必须摒弃民族美术传统,融入西方现代美术的一体化。1985年,有人在文章中曾经喊出,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绘画形式”。本世纪初,又有人提出了更加耸人听闻的论断:传统中国画正在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
针对中国画是否走到了穷途末路,是否必须以西方的评判标准审视中国美术等问题,我提出了“中国美术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美学命题。其要点为:
第一,民族绘画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绘画,就一定会存在。
第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历来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国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而不被外来文化同化致使民族文化解体,具有强大的涵摄力。另一方面,如某种境外艺术形式一旦传入我国,必然经过中华民族文化的鉴定与取舍,使那些适宜生存者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所形成的。民族绘画与其他门类的传统文化一样,其民族性、民族特色是指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了稳固作用的统摄力量,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第四,中国画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第五,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只有体现民族精神﹑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第六,凡国势上升时期,文艺作品的主流必定气势雄强、豪壮郁勃,洋溢着硕大、磅礴、激扬的民族伟力,显示着恢弘、活跃的时代精神。
当前,文艺家应该具有感知历史律动的博大胸怀、洞察自然与人生的犀利眼光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忧患意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出时代的呐喊,创作出振奋人心、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笔者:如何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今天的美术事业?
王春立:首先,要弄清楚传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写道:“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如果翻译没有错误的话,我想这是指,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研究传统是为了当今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倒退。
美术创作必须立足传统、弘扬传统。文化传统积淀着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并且奔向繁荣昌盛的精神纽带。丢掉文化传统,就等于折断了民族脊梁,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蜕变为无本之木。因而,今日的美术创作要“老树发新枝”。
笔者: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美术创作有何启示?
王春立:第一,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关注现实生活,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应该看到,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健全品格,都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树立天人合一的艺术观,与汉唐比肩,弘扬“刚健、笃实、辉光”的大美、壮美的民族精神。为此,要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艺术风格上,要提倡万紫千红、不拘一格。
第三,发扬儒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想,积极开拓今日美术创作的新天地。儒家虽有“天不变,道亦不变”因循守旧的一面,但也有随着历史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不断变易的一面。
笔者:衡定美术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王春立:艺术家进行创作,应该始终遵循这样的理念——立足传统、融汇中西、规避俗套、独出新意,做到善与美的统一。为此,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积累深厚的生活体验,掌握精深的绘画技巧,三者缺一不可。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无病呻吟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
当今天我们国家正在走向复兴之时,国力的向上必然导致民族意识的高扬,导致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艺术家,呼唤伟大的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
第一,了解时代进程,关心祖国命运,关心民族前途,关心人民利益,关心现实生活,在自己的创作中,以弘扬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己任。
第二,遵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美术作品中营造尽善尽美的艺术品格。把“刚健、笃实、辉光”所蕴藉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形式,赋予时代色彩。
第三,风格即是生命,强调独创性,在作品中展现自己的激情。当今的时代,是国家走向振兴的时代,是必定产生伟大艺术家的时代,是必定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
笔者:您如何看待如今“当代艺术”盛行这一现象呢?
王春立:有人撰文称,当代艺术“是对传统形态美术的否定和终结”,它“排除了艺术创作以及通过艺术形象显示的美感”,“进一步颠覆了以往艺术创作的神圣与崇高”。“反审美”,主张只要“丑”,不要“美”;“反崇高”,则以极端个人主义取代美术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创作远离人民,远离现实生活,远离时代发展洪流,远离以爱国主义为基准的民族精神与赤子之心。
笔者:从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史的角度,如何看待“当代艺术”?
王春立:在西方近百年艺术发展阶段,并非只有“当代艺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主流继承并发扬了自古希腊以来在艺术创作、美学研究中的科学理性精神,特别强调对于形式美的探讨,如康定斯基、阿尔海姆、贡布里希、马蒂斯等人,对点、线、面的构成以及色彩的精神特征的阐发,都为造型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所谓当代艺术是怎样对传统形态美术进行具有革命性的颠覆的呢?美国概念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说:“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国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本身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变形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由于各国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这种如意算盘,或许在许多国家已经奏效,可面对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就没那么容易。主张美与善和谐统一的传统文化精神,造就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蓬勃创造力。美术要美,美术要表现崇高,这将是本世纪中国美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和永恒主题。
笔者:谈及美术发展,不能不提美术评论,您对当下的美术评论有何建议?
王春立:我认为,美术评论应当成为时代的号角。近些年,我们的文艺创作看起来繁花似锦,但真正能够掌握历史命脉、发出时代呼声且又符合当代民众审美需求的作品却不多,美术评论更是如此。
如何扭转这种情况,我以为,文艺评论家应该具有比较崇高的思想境界、渊博精深的理论素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第一,文艺批评必须坚持严正的批评标准。要着眼于把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结合起来,同时尊重文艺的多样性。
第二,从事文艺批评应该攀登理论高峰。文艺批评家理应成为本专业的美学家,必须努力精通古今中外有关典籍,了解实际情况,具有理论上的活力。
第三,从事文艺批评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应该对所评论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文艺理论,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以利于促进文艺创作真正的繁荣。
笔者:请您给有志于在美术事业方面寻求发展的年轻人提一些建议,您认为什么特质是艺术创作中最为重要的?
王春立:我认为,一部美术史,是由各个时代能够反映时代精神且又风格独特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排列而成的。从一个侧面来讲,美术史就是不同时代的美术风格的演变史。以中国山水画而论,北宋气势沉雄的荆关董巨及李成、范宽,南宋空灵静穆的刘李马夏,元朝以禅意入画的倪黄等人,全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格特征。
没有风格,便没有艺术生命。所谓风格,即独创性,指作者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时,采用了独特的表现技法,创作出了新颖的美学样式。唯有独创性的作品,才能很好地展现作者心灵的幽韵,才能在作品中迸发出磅礴的生命力。说来容易做时难,为笔墨随从时代,要花费毕生的精力。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