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赤子心》

　　中国国家话剧院 编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虽然在戏剧界，孙维世可谓是大名鼎鼎，她与焦菊隐、黄佐临并称为新中国的三大戏剧导演。可是当今天的人们试图一睹这位英姿飒爽的共和国“红色公主”的风采时，无论是网络还是书刊所给出的均是些耸动的标题和真假难辨的报道，关于她的天赋、才华、成就与贡献，反倒成了不起眼的注脚被寥寥数笔一带而过。2012年岁末，在国家话剧院创立71周年、孙维世诞辰91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话剧院编著、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纪念文集《唯有赤子心》则要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孙维世。

　　第一次系统地对其艺术成就归纳梳理

　　“从我进入剧院的那天起，经常听到老同志们像讲童话故事那样地讲述孙维世的生活和工作趣事。讲到兴奋时，神采飞扬，如临其境；讲到兴味时，妙趣盎然，遍洒笑意温情；讲到动情处，泪眼婆娑，两行热泪挂腮边。孙维世在我心中似乎是神采奕奕，犹如眼前那些我所敬仰的艺术家一样，亲切熟悉，可敬可爱；又似乎充满浪漫神奇，如梦如幻；似乎知之许多，又飘渺淡然。”中国国家话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严凤琦这样说起孙维世。“似乎知之许多，又飘渺淡然”是很多人对孙维世的印象。《唯有赤子心》则是第一次系统地对其艺术成就归纳梳理，也可谓是一次对新中国戏剧艺术的寻源之旅。

　　孙维世是新中国第一位话剧女导演，曾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总导演。她创作的一批作品为新中国戏剧界树立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标杆，她也在排练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导演和演员，并与他们凝聚了深厚的友谊和情感。

　　回望她的生平不禁令人心生慨叹。1921年孙维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生父孙炳文是朱德的挚友，1922年经周恩来介绍入党，于1927年4月英勇牺牲。1939年，周恩来因为一次事故，摔伤了胳膊，作为养女的孙维世陪周总理赴苏联养伤，受周恩来、邓颖超的鼓励孙维世留在苏联，系统地学习到了科学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回国后，她在演艺、导演、翻译等方面建树颇多。她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入中国，导演作品《保尔·柯察金》（1950）是新中国第一次规范地、规模地运用“斯坦尼”体系排演的一部话剧。《钦差大臣》（1952）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上演的外国古典剧目。她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的班主任，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导演人才，她还是新中国儿童剧的奠基人，儿童剧《小白兔》（1952）轰动全国，后由北影厂拍摄成电影。《万尼亚舅舅》（1954）是苏联专家列斯里和孙维世在青艺联合排演的，对于曾经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风靡一时的作品，它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演绎契科夫的作品，饰演万尼亚的著名话剧演员金山甚至将他对角色的功课整理成书，这本名为《一个角色的创造》的书至今对戏剧从业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她的努力下，第一次在中国戏剧领域完整地架构起导演、表演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后来她导演的《西望长安》《一仆二主》《同甘共苦》《大雷雨》《叶尔绍夫兄弟》等无一不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的佳作。1964年春，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孙维世在大庆油田安家落户，和大庆职工、家属一起战天斗地，她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初升的太阳》（1965）是新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由专家与群众合作完成的艺术创造，也是第一部反映大庆精神的戏剧。

　　“为什么现在把孙维世提出来？”

　　“于君特别离，携手不忍分。莫笑痴女儿，却具男子心……”这首《赠金山》是20世纪50年代初孙维世随邓颖超访问苏联前夕留给她爱人金山的，情深意长。1968年孙维世作为江青的“仇人”惨死在“四人帮”的狱中，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死后骨灰都未曾留存。金山曾于1975年写就一首“步韵”之诗《怀维世》“亲人永别离，生死两拽分。非属魑魅辈，唯有赤子心……”正是这句令金山“彻夜涟涟”的“唯有赤子心”，作为孙维世这本纪念文集的书名。

　　2010年秋，国家话剧院院刊《国话研究》做了一个关于孙维世的专题——《并非遥远的触碰，维世同志从未离开》。走在地安门外国话旧址边的大街上，美编沉浸在为“戏剧公主”孙维世做专题设计的兴奋当中，她问《国话研究》的主编颜榴，“为什么现在把孙维世提出来了呢？”“这个问题我难以回答。但这位生于上世纪20年代，与我们从未谋面的戏剧前辈，却让我们所有人都激动萦怀。专题本来只需要编辑一个6000字的稿子，但我们在收集资料时发现，材料真的太丰富了，最后专题变成了20页的特辑。”颜榴介绍到。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2011年孙维世的家人及朋友到访国话，孙维世的女儿孙小兰看到这期特辑后潸然泪下，同行的邓颖超前秘书赵炜女士也在场，她说，应该恢复孙维世在话剧史上的名誉，才是对她在天之灵的告慰。国家话剧院一直致力于对孙维世的研究与资料整理，于是，《唯有赤子心》一书应运而生。

　　碰触那代国话人的激情与梦想

　　孙维世不仅是新中国话剧的奠基者，也同样在国话的艺术建设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游本昌、雷恪生、石维坚、杨宗镜、宋戈等都由她培养起来，为了《唯有赤子心》的出版，国话艺术研究中心采访了近20位老艺术家，旨在还原孙维世的真实形象，而从他们的讲述中也能深切碰触到那代国话人的激情与梦想。

　　从《黑奴恨》到《叶尔绍夫兄弟》再到《汾水长流》，雷恪生跟着孙维世排了三部戏。“我上学时就知道她是话剧院的总导演，特别敬仰她，没想到到话剧院能在她指导下拍戏。她对艺术一丝不苟，而且特别爱才，她对我的教育我能记一辈子。她从不争名夺利，她对人的真诚是透明的，艺术家的心就应该是透明的。”雷恪生说。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回忆说：“她排戏时的精神非常专注，看看那些工作照，脸上的表情千变万化，揪头发的也有，严肃的也有，她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爆发出哈哈大笑，排戏时，我们有时也给她提意见，她对意见都是鼓掌欢迎的。我经过的大导演都善听意见，从善如流，孙维世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从理论上，一个剧院要有它的核心的艺术家作为旗帜，大家围绕在她的周围，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艺术家，对剧院的建设和发展有成熟的想法。”游本昌提到当时作为一个青年话剧演员来到院里，首先灌输给他们的就是剧院的方针任务，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集合一批有共同理想的、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的艺术家，在一起创作出一些令人难忘的作品。在表演上就是要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与中国的传统艺术相结合。“我当时是把剧院的方针作为自己一辈子的努力方向和艺术理想来对待的。作为剧院领导的孙维世，我们都尊敬她热爱她，同时我们也从她身上能感觉到她对我们的真心喜爱。跟这样的领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温暖的，我们觉得跟着她走，是很心甘情愿地就把一辈子交给她了。”游本昌的一席话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正如国家话剧院院长周志强所说：“我们在今天纪念孙维世，就是要重新寻回以孙维世为代表的所有国话创业者和先驱们为人民而创作、为艺术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弘扬曾经尘封的光荣传统，再造国话崭新的形象。”而对于孙维世来说，能够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正是她的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