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离开我们整整7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鲁迅。

　　从世界范围看，鲁迅的足迹最远只到达过日本，在那里，年轻的鲁迅最终完成自己对于人生的选择——成为一个作家。正是这一选择注定了鲁迅身后的思想与文字比他本人走得更远——到20世纪80年代，鲁迅著作的翻译文本已达到50多个国家、70多种语言，无论东邻日韩、东南亚，还是欧美大陆各国，乃至西亚、非洲的阿拉伯世界，鲁迅都引起强烈的共鸣。

　　而事实上，在55年的人生旅程中，鲁迅一生的行动思想指南就是爱国。他以犀利的文笔直陈社会弊病，批判围观者的冷漠，对国人的国民性阴暗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然今天的时代早已非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爱国，并勇于直陈社会之弊端，仍然没有过时

　　爱国者鲁迅

　　今天的时代早已非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爱国，并勇于直陈社会之弊端，仍然没有过时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东尔发自北京 七十五年前的10月19日，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鲁迅，在上海停止了工作。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州，郁达夫得知鲁迅的死讯后则不禁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鲁迅在当时国人心中的地位。

　　在55年的人生旅程中，鲁迅一生的行动思想指南是爱国。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绪，是建筑在对于祖国命运的一种深阔的瞭望和思虑基础之上的。从晚清到抗战前夕，中华民族忧患重重的日子，鲁迅以犀利的文笔直陈社会弊病，批判围观者的冷漠，对国人的国民性阴暗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今天的时代早已非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爱国，并勇于直陈社会之弊端，仍然没有过时。

　　选择

　　从三味书屋、南京水师学堂、矿务学堂再到仙台学习西方医学，从放弃举业从事实学，再到弃医从文以笔为枪，从北京到广州、厦门最后定居上海，鲁迅一生的各种选择都围绕着两个字：爱国。选择矿务学堂是在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后痛感中国工业技术远不如船坚炮利的列强，学习医学也是因为“科学救国”的影响，最后受刺激于“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偏见后，他终于决定弃医从文。

　　东渡求学之后，对于清廷的朽腐不可救药，鲁迅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从而追随章炳麟从事排满革命，与保皇立宪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战，为1911年中国命运的大转折奠定理论基础。辛亥革命前夕，出于赡养母弟的现实压力，鲁迅无奈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俟待民元南北和议成功之后，立即应邀前往北京，从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作为公务员的鲁迅”时期。随着对北洋政府的失望，鲁迅又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最终在蒋介石亮出“4·12”屠刀的寒光之后转往华洋杂处的上海，直至去世。

　　鲁迅生命中每一次转变，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建设理想中的中国的目标。而他后期的杂文创作更是直接介入政治事务与社会生活，蕴积了更强的能量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清醒

　　鲁迅更是一位清醒的爱国者，他是以愤火来照出对中国的爱。对于中国的人与事的问题与缺陷，鲁迅是从来不留情面，务求治病断根。他曾断言“世上固多爱者，但也羼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

　　对于那些挟洋自重来麻痹国人的言论，他也颇不以为然：“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这样掐臂见血的言语必会遭到趋时媚世者的嫉恨，对于宵小的攻击，鲁迅却毫不在意：“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珂先罗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

　　而对于流血和牺牲的爱国志士的的遭遇，他冷静观察的结论是：“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但即使如此，鲁迅也并未就此堕入犬儒主义，依旧认为爱国并不等同于经商，不能问值得是否。后来者常将二周并列，但就识见与气节而言，开始爱惜羽毛，最后落水附敌的周作人跟其兄的差距，不可以道理计较。

　　批判

　　鲁迅对于爱国的理解并非机械、僵化，并不是时刻当做一种主义来束缚自己，即使对于他亲自参与的辛亥革命与最为珍视的中华民国也是如此。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批判起源于对这场革命所承诺的秩序变迁的忠诚。他的心目中存在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对历史的重复。他的心目中也存在着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由“新民”组成的中华民国，而另一个是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的、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的社会与国家。

　　鲁迅沉痛地说：“我觉得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他对于中华民国丧失了创建之初的理想和目标，是极为愤怒和不满的，因此在他晚年转而寻找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清醒爱国的另一面表现在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持久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希冀能祛除这些国民性的缺陷，建立崭新的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国民人格。

　　讽刺是热爱的另一种形式，负面的基调可以表达正面的内容，鲁迅一般不用辛辣的讽刺，而一般采用冷嘲白描的笔法，如刻画中国人的冷漠：“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对照近几年见死不救见伤不扶的种种新闻、报道，不禁让人既钦佩又惭愧，钦佩的是鲁迅目光准与狠；惭愧的是快七十年过去了，尽管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但鲁迅的批评依然如明镜般映照着当下社会的某些犄角旮旯。

　　另一位20世纪的中国伟人——毛泽东这样由衷地赞叹：“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评价愈来愈显示出其正确与准确。尽管由于某些原因，鲁迅的作品以显而易见的速度退出今天的教科书，然而，鲁迅和他的作品总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所召唤，肯定与否定都源自鲁迅和他的作品成为人们看待自己的社会和时代的坐标。从这个原因上而言，鲁迅永远是一位“当代”作家，而我们也有必要在今天重读鲁迅。

　　世界的鲁迅与鲁迅的中国

　　在不同话语体系中呈现的相异面目，是鲁迅意外成为全球不同文化圈借由同一形象反观自我的契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在鲁迅短暂的55年生命中，他的足迹最远只到达过日本，在那里，年轻的鲁迅最终完成自己对于人生的选择——成为一个作家。

　　正是这一选择注定了鲁迅身后的思想与文字比他本人走得更远，肉身死亡之后，它们替他继续远行——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鲁迅著作的翻译文本已达到50多个国家、70多种语言，无论东邻日韩、东南亚，还是欧美大陆各国，乃至西亚、非洲的阿拉伯世界，鲁迅都引起强烈的共鸣。而他于日本期间所确立的对于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视角，更是令世界认识鲁迅的极深刻标记。

　　一座丰碑的塑造

　　没有人怀疑鲁迅作为精神偶像于这个世界的存在——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国家对鲁迅作品的翻译进度有所减缓，主要原因在于前几十年欧美翻译家已经译介了相对比较充足的鲁迅作品可供学术研究之用。但全球对于鲁迅的深入研究乃至重新接受并未放缓。

　　1990年，美国学者威廉·莱尔翻译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短篇小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刊行，鲁迅的短篇小说基本上已经被收录在内。199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影<阿Q正传>导读》。1996年，寇志明的专著《诗人鲁迅：鲁迅旧体诗研究》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刊行，该书载有寇志明用英文翻译的鲁迅现存64首旧体诗。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阿Q正传》译本，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英对照”系列中的一本。80年代前期在中国工作的麦克道格尔，完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的翻译。1990年，米歇尔·露阿翻译的法语译本《阿Q正传》由法国文学出版社印行。

　　德语译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鲁迅选集》，该选集翻译了鲁迅的全部小说和诗歌，杂文集《坟》，以及散文诗集《野草》，是德语国家的一批学者历时巧年精心翻译出来的成果。该选集的主编是时任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的沃尔夫冈·顾彬，副主编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

　　正如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同行一样，直到现在，鲁迅还在欧洲汉学研究委员会成员冯铁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从尼采的哲学出发，鲁迅所吸引冯铁的，不仅是作为一个杂文家和《野草》作者的鲁迅，而且也是把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的前三节，分别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翻译出两个不同版本的翻译家鲁迅——很少有中国翻译家这么做过。

　　在冯铁看来，中国对于鲁迅这座丰碑的塑造大概从1931年9月鲁迅50岁寿诞时就已开始，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这一“工程”更是明确启动，凭借不断地自我复制，直到目前，这一潮流依然表现强劲，并且似乎将来也肯定会高效地持续下去。“从脱离具体文本语境把单个词句摘出编录在一起的‘选本’，到注解详尽的‘纪念碑式’十几卷‘全集’，再到不久前才在台湾摘掉异端邪说的帽子获得自由流通权利的奇怪现象”，正如众多西方汉学家所感兴趣和关注的那样，鲁迅的“经典化”及其所有作品文本的处理过程，同样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几十年来意识形态嬗变的重要依据。

　　拯救母亲的儿子们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终结使欧美鲁迅研究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自由的争辩使人们对于鲁迅的感知更加明晰：大多数学者在通往鲁迅的途中找到共同的密室之门——一个从未停止批判自己所在国家及国民的作家，如何与他的国家，他的同胞，甚至“自身作为被批判者的一部分而存在”这一境况自处？

　　正如西奥多·哈特斯的《生活的侧影：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声音》所读出的鲁迅充满怀疑的声音：其小说叙述者声音中透出的无力感，是鲁迅本人在现实社会中一再受挫而产生无力感的回音；萨莉·列伯曼则以鲁迅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塑造为论述原点，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主义、现代性以及两性政治的关系。鲁迅自幼喜欢“目莲救母”这出戏，在其作品中，常常能看到“母亲”形象与中国“男性气质”的并置，遗憾的是，这种并置并未产生“目莲救母”的亲情英雄主义效果，在《补天》、《奔月》、《在酒楼上》等小说中，儿子(男人)都没能成为“母亲”的“拯救者”。

　　鲁迅选择直面这种存在于中国民间伦理上的危机，并且把这种危机视作民族的积弱所致，面对西方这个强大的他者，他们丧失了“男性气概”而感到懦弱无力；面对“母亲”，历史上备受尊崇的儿子(男人)们，丧失了拯救苦难母亲的能力。

　　西方人这种对于鲁迅文字背后的精神属性观察，在新世纪之后达到新的高度。2005年，保罗·福斯特指出：20世纪前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不仅是建构民族身份的关键，而且也是对国民性的破坏性批判力量”，并因此形成矛盾的民族主义——“讽刺的民族主义”。至此一个悖论性的事实被揭露：鲁迅的《阿Q正传》本来是揭露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作品，但是因了欧洲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几句称赞，《阿Q正传》成为中国文学“正面的范例”，“鲁迅在中国人的想像中成为了中国国民性的典范——一位诺贝尔奖的竞争者”。

　　尼采的信徒，中国的奥威尔

　　幸运的是，在其后鲁迅形象的传播过程中，毫无血缘关系的的相似性和传承性被一再发现。正如英国学者将鲁迅与其同时代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相比，二者之间存在着通过文学创作进行自我精神与民族精神治疗的意向：他们的作品“大多揭露社会的黑暗，民族病态灵魂”，他们都是“病态的天才”；他们对各自“民族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揭露，以及‘疗救’情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体感悟与自我剖析”。

　　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出版了华裔学者张钊贻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张钊贻认为鲁迅接受的是“温和”尼采的精神遗产(诸如对中国文明衰落性的看法、对现代世界文明的批判等)，认为鲁迅并不完全是尼采的信徒，而是在中国当时的时代语境中的一个尼采的等同者。鲁迅预言了一个市场法则主宰下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而张钊贻认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他或许会发出“救救狂人！”的呐喊。

　　来自美国的汉学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教授华志坚则曾在《时代》周刊撰文称鲁迅为“中国的奥威尔”：二人皆有新名词进入政治辞典：阿Q主义在中国之易于理解，恰如“老大哥”通晓于他国；鲁奥皆半生以左派独立思想者立命，批判教条主义与政治光谱中的一切伪善。

　　被拒绝的诺贝尔

　　汉学家李欧梵至今认为鲁迅是属于全世界的、大众的，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个鲁迅。上世纪6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学界出现左翼思潮，因此鲁迅的作品被介绍到美国和欧洲。但是，现在美国大众很少有人了解鲁迅。“这其实是一种吊诡。你只能说鲁迅是属于世界的，才能促使世界的读者都去认识鲁迅。但如果把鲁迅当做一种学问，外国人又多不懂中文，就没人能懂鲁迅了。”这一点，正如大多数人会记得作为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鲁迅拒绝了这个奖，但他的理由却鲜少被提及。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一位探测学家来到中国，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之后，这个瑞典人便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意见。但鲁迅婉言谢绝了。在给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

　　鲁迅写这封信，正是在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彼时对于中国文学的高度自信正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流行。但鲁迅难得地保持了理智，他的那封信则永远留给了中国文学的后来者们，直到今天，我们的作家们依然极度渴望着这一奖项，多少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幸运到拥有鲁迅的清醒。

　　鲁迅逝世时，英国教授谢迪克当时正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后来他这样描写鲁迅的肖像：“从耸立的头发到他有力的头骨，无处不洋溢出坚决和刚毅。一种坦然之貌，惟完美的诚恳的人才具备的。前额之下，双眼是尖锐的，而又是忧郁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须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盖过去……”

　　正如他的长相所同时传递的尖锐与忧郁那样，无论是之于中国还是世界，鲁迅皆同时具有读书人的柔情和战士的赤诚。他是如此多面以至于从来难以被界定，但在其逝世后的年月中，他的作品和文字走得越远，鲁迅身为一个符号被误读的可能性便越大，而他的被演绎，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全球不同文化圈借由同一形象反观自我的契机——一座“丰碑”不但会激发着人们去追寻谁曾经作为雕塑家参与了对它的塑立，也会让人想知道它是竖立在哪儿，毕竟海边与城市公园中心是完全的两个概念。时空和语境的相异不停改变着他的面目，但鲁迅因此从不曾离开这个世界。

　　鲁迅的日本粉丝

　　鲁迅的作品，既是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帮助人们认识当时中日两国历史的宝贵文献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黄文炜发自东京 10月19日，位于日本仙台市博物馆内的“鲁迅之碑”，迎来了建碑50周年的纪念日，约有90名中日友好团体人士以及鲁迅的粉丝们参加了当日举行的纪念仪式。仙台市市长、市鲁迅先生显彰会会长奥山惠美子发表演讲时称赞鲁迅：“有了打开从封建时代走向现代化的先辈的引导，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仙台，希望年轻一代加深中日友好，开辟新时代。”

　　作为中国现代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的作品自战前就成为了日本的畅销书。在曾经留学过的仙台，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每逢鲁迅逝世周年纪念，都会有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粉丝们赶来仙台敬献鲜花。

　　仙台视鲁迅为骄傲

　　如今在日本东北大学的正门附近，还完好保存着一座二层普通日本旧式民居——这里就是鲁迅故居。门前是公共汽车穿梭的公路，周围多是现代公寓，鲁迅故居夹杂其间虽然有些破旧，却也因其特殊的历史沧桑感而显得弥足珍贵。

　　故居的右侧矗立着鲁迅故居碑，碑上写着：“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年轻时在仙台学习最初居住在这里。”

　　鲁迅1904年至1906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这是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在那里，鲁迅遇到恩师藤野严九郎，写出了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在东北大学，现在为鲁迅和他的老师藤野修建了半身像。今年7月19日，东北大学的史料馆设立了鲁迅纪念展示室，并于9月28日举行了开放仪式。展示室展出了鲁迅的入学许可书和成绩单的复印件，鲁迅的成绩在142人中排名第68位；还藏有北京鲁迅纪念馆赠送的藤野先生用红笔为鲁迅修改的笔记的复印件。日本的许多学者都拜访过这个展示室。

　　进入东北大学片平校区的北门，走到院子最深处，便是另一处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鲁迅当年经常听课的阶梯教室。这间教室后来被命名为“鲁迅的阶梯教室”，平时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仙台人提起鲁迅时常说，鲁迅是仙台的骄傲。这不仅因为他是曾在仙台留学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留学生，更因为鲁迅的精神和洞察力亦是日本社会自我剖析的力量源泉。

　　国民性批判的中日版本

　　深受鲁迅影响的日本作家为数不少。比如武田太淳、堀田善卫，他们的作品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有着深刻的反省。而在当代作家中，鲁迅印记最深的莫过于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有一篇小说，名为《失败的Q氏》，被日本文学评论家认为与《阿Q正传》不失关联。鲁迅笔下的阿Q生活在一个地方小镇，是一个最底层的劳动者，鲁迅通过阿Q画出了当时中国的国民性。而村上春树也正是通过一个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Q氏”批判了日本的国民性。

　　不光在文学领域，日本学术领域的“鲁迅热”也常年不衰。今年9月底，在绍兴举办的2011年鲁迅论坛和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20名日本学者与会。其中，神户大学教授山田敬三发表了《关于鲁迅的古小说观》，分析了中国古小说对鲁迅走上文学之路的影响。

　　关于现在研究鲁迅的意义，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认为，一方面是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时发现了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力量，他受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考虑自己国家的命运，因此，研究鲁迅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中日两国的历史。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设有“希望学研究工程”。鲁迅1925年1月1日所写的日记《希望》，被东京大学学者当作希望学的典范文来研究，从中发现鲁迅的“希望思想”，解读深奥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语句。学者佐藤由纪说，鲁迅要传达的意思是，了解绝望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希望。可见，鲁迅思想对当今日本学界理解社会现实亦有帮助。

　　日本学生很熟悉“闰土”

　　由于有鲁迅作品被收入到日本的中学国语课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鲁迅的读者基础。其中，几乎所有日本学生都读过他的小说《故乡》。笔者曾看到日本的中学生在网上绕有兴趣地议论“闰土”这一人物：“闰土为什么要把十多个碗碟埋在灰堆里”？一些中学生说：“这是为了不被人偷走”，“鲁迅写把东西埋在灰里，说明当时鲁迅的心情也像灰一样黯淡”。日本学生们不觉得“闰土”离自己很远，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值得细细研究的、有深度的人物。

　　日本出版界几乎翻译出版了鲁迅的所有作品。从1956年到1964年，日本出版了《鲁迅选集》13卷，在1983年一年里，出版了《鲁迅文集》6卷。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狂人日记》在上世纪60年代由角川书店出版，时隔20年之后，又有另外三家出版社出版了《阿Q正传》。

　　201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日本的出版社和中国书店合作，出版了《鲁迅的言辞》一书。

　　虽然，包括《阿Q正传》等在内的鲁迅小说和杂文并不易于日本学生阅读和理解，但在大学里学习中国文学的日本学生，通常会在论文做题时选择研究《阿Q正传》和《故乡》。对他们而言，鲁迅略显艰涩的文风和遣词用句既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奥妙所在，也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过去和现在的一面镜像。

　　鲁迅语录选摘

　　鲁迅曾评价自己的作品，“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终其一生，鲁迅历经社会动荡与变革：17岁时戊戌变法；30岁时辛亥革命；50岁时九一八事变……正是对救亡和启蒙旧时代的激昂疾呼，才有了鞭挞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力透纸背。

　　本报特选取部分鲁迅经典语录，以飨读者。只言片语背后，要读懂中国现实，应先了解中国过去。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1903年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随感录四十一》1918年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华盖集续编·学界三魂》1925年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1926年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1927年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1933年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1933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致赖少麟》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