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教育”是近年深圳艺术界的热门词汇，而近日深圳OCAT向南都记者透露的讯息也与之形成呼应该中心将把“公共艺术教育”作为年度重点项目，进一步致力于艺术向公众的传播和推广，一套涵盖艺术图书馆、艺术讲座等内容，以艺术馆硬件为依托，全面整合当代艺术史料的大型系统即将出炉，把全深圳民众都纳入到艺术传播、艺术服务的覆盖范围之内。

　　何谓“公共艺术教育”？简而言之就是“教会民众欣赏艺术”。迄今为止，深圳的“公共艺术教育”已延展出讲座、导览、工作坊、社区艺术论坛等多种丰富形式，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是，名目众多的“艺术教育”到底将艺术“教育”到民众的心坎中去了吗？形式的丰富性、多元性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契合民众的鉴赏需要？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深圳的“公共艺术教育活动”开展状况处在一个什么水平线上，又面临着哪些难点和挑战？

　　1，深圳“公共艺术教育”项目多、形式丰富，却暗藏商业陷阱

　　当下深圳，公共艺术空间的“免费”优惠已被普遍推广，艺术与公众的互动逐步加深，艺术鉴赏门槛的降低……种种优越条件，均为推行“公共艺术教育”的氛围基础。如今，无论是已逾200期、每月数次的何香凝美术馆“人文系列讲座”，还是关山月美术馆持续多年的“艺术鉴赏季”、“文化义工队”、“学术沙龙”，又或是OCT当代艺术中心新近成立的“OCAT图书馆”……它们与各类零星、分散的社区艺术活动形成互补，把艺术的魅力，以“教化”的方式缓慢地推向民众的内心深处。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艺术公共教育在“实惠指数”上稍胜一筹。宋庄艺术节总策划人、知名艺术评论人岳路平透露：“深圳的美术馆、艺术空间大多是免费的，而北京方面还在为"收费不收费"的问题纠结不已。”而另一个“实惠”之处是选项的丰富除了公众艺术工作坊、公众艺术论坛、艺术沙龙、艺术讲座等落地活动之外，还有许多线上艺术材料、艺术视频可供下载、浏览，“艺术教育”渐渐突破了艺术馆的苑囿和束缚。

　　大多数公共艺术教育都有很强的“形式感”、“仪式感”，简直让深圳有了些“文艺之都”的错觉。但艺术学者、深圳公共宣讲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孙振华却识破了这个美丽的“谎言”：“深圳"公共艺术教育"种类驳杂、形式丰富，美术馆及一些商业机构，都很喜欢举办各种针对公众的宣讲活动、推广计划，但它们却部分被商业因子侵袭，只是功利地想多吸引些人流量而已。”而岳路平更是给出了毫不留情的评语：“一些所谓的"公共艺术教育"，往往成为了商业行为的再包装，他们向公众推广的不是艺术，而是在推销自己的商业美学。”

　　在深圳这个被商业、经济定义的城市，即使是一项看似公益、看似神圣的艺术活动，也很难让人停止“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更何况，目前的公共艺术教育，往往被肢解成一个个“项目”，它们的执行和实施往往受制于“项目责任制”，有时是爆发式、遍地开花式生长，有时却“雷声大雨点小”。孙振华评价某些“公共艺术教育项目”仅仅是偶尔爆发的“阵雨”：“公共艺术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一些公共艺术教育的致力者却有些急功近利，想通过几场"阵雨式"的艺术项目"揠苗助长"地把艺术"填鸭"地灌到公众的脑袋中去，这种急迫的心态，可能往往起到反作用。”

　　2，“公共艺术教育”需要“基金会”支持，需要制度化、日常化

　　看似“公益性”极强的“公共艺术教育”为何会被商业因子乘虚而入？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不难理解，如今，大多数美术馆已进入“免费时代”，门票收入不再是美术馆主要的经济支柱，美术馆若要实现自身“造血”功能，往往就会以“冠名赞助”等形式与商业机构的“炒作活动”相联合，而商业机构往往也看重“免费”这一噱头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这种“艺商联合”，往往把原本出于公益宗旨的艺术教育活动变成了商业人脉的积累平台，这显然和公共艺术教育的原则背道而驰。

　　而这种“钱”的困境在瑞士巴塞尔、英国伦敦等地得到了完美解决，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艺术基金会”的经济输血。据岳路平回忆：“2003年，我在瑞士巴塞尔、英国伦敦等地参加了一些艺术驻地计划，惊讶地发现，当地推行艺术公共教育，是通过基金会的力量来完成的。当地的美术馆，大多是由基金会"赞助"的，所以每一笔支出都要列出详细的报表和相关金额标准，同样，推行艺术教育，也常常列出责任条目，精确到"如何与周边学校发生互动"这般地步。而对入馆观众也有取舍和要求必须保证在一定周期内，会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学生入馆观看。”由此不难想见，上述地区关乎“艺术公共教育”的一切都是透明化、条例化操作的，它的最大亮点，便在于基金会“执掌”财政大旗，按照契约逻辑拟定管理和运作规范。

　　反观中国，当前的“公共艺术教育”，不仅缺乏基金会赞助，又未能形成一种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应对新的公共艺术教育语境。岳路平透露：“不少中国的艺术机构，都曾经想过邀请其他国家的优秀公益艺术组织、艺术机构来助力本土推动公共艺术教育，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本土基金会愿意出资赞助。而当我们把眼光转投于国外基金会，指望"远水解近渴"时，另一些问题又来了：在中国，本土相关配套制度却十分不健全外国基金会往往得不到一定的政策优惠，没有促进艺术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氛围，他们不仅不愿"斥资"，还会因此而看低了中国的艺术土壤。”

　　3，庞大的基层外来务工者仍视艺术为“曲高和寡”之物

　　当前，“公共艺术教育”所针对的多为“普罗大众”。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公众都应当是艺术的观赏者？虽然“免费开放”的优惠放低了入馆门槛，但许多艺术馆工作人员最后还是失望地发现，前来参观的，大多还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大学生、知识分子、艺术从业者等等，真正的草根和基层观众却寥寥无几。这会令人们陷入一个自省的诘问之中："公共艺术教育"就是为了向公众传授艺术的，怎么不管如何倒腾，到了最后，艺术仍然只是精英们的专属物？”

　　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就奉上了一个另类的“公共艺术教育”样本。岳路平告诉记者：“泰特现代美术馆在"公共艺术教育"上持以的观念是通过影响专家，转而影响大众。”也就是说，这种“公共艺术教育”并不是直接指向基层受众的，而是指向舆论的引导者。因此，泰特美术馆的观众，常常是以大学生、学者、记者、影评人、导演、作家等组成的黄金鼎盛阵容，该馆的“公共艺术教育”，事实上是按照“艺术精英草根”进行分层的。“他们先用艺术影响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再将艺术化简成普罗大众看得懂的通俗内容，艺术通过这样的"二次传播"来指向受众，效率反而更高。”

　　而深圳目前已初具这样“分层”的土壤，据孙振华的观察，目前深圳美术馆、艺术馆最忠实的流量贡献者，就是那些略具规模的“中产阶层”。“如果说前些年入馆看展览、欣赏艺术的受众，其层次还不是很明确的话，那现在几乎可以说，深圳已经形成了一批家庭经济条件殷实、具有较高学历背景的"艺术粉丝"，但人数更为庞大的基层外来务工者却仍视艺术为"曲高和寡"之物。那么，如何让更基层的民众也享受到艺术的福泽？不是强令他们去看展，不是用填鸭方式给他们灌输艺术，而是要设置一个"中间带"，在高端受众和弱势受众之间架设起来，发挥传播、协调、润滑的功能。”而这种“分层”的方式，恰恰也成为当下公共艺术教育的一种新启示，这样的阶梯递进过程，或许更能保证“公共艺术教育”的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