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庚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2月13日在京举行，本报特约请专家撰文，回顾张庚先生对中国戏剧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以表达对张庚先生的深切缅怀。

我的学术引路人——张庚先生

沈达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1936年的张庚

张庚手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系读书。1949年8月，国立剧专全校迁至北平。1950年4月，在华北大学第三部（文艺学院）的基础上，吸收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和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部分教职工，组成了中央戏剧学院，我被留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1952年初，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教研室调到张庚副院长办公室，担任院长秘书。当时，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是欧阳予倩，副院长是李伯钊、曹禺、张庚。1953年初，我又随张庚先生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仍然担任张庚副院长秘书，直到1955年。这一年的秋冬之际，才调离院长秘书岗位，到院里的剧目室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仍然在张庚先生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国戏曲通史》与《中国戏曲通论》的集体编写，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编纂工作。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张庚先生的领导下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先生一直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我特别不能忘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与优秀戏曲剧目《白蛇传》有关。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以后，《文艺报》的编辑约请张庚先生撰写一篇关于《白蛇传》的文章。为了搜集有关《白蛇传》故事的资料，张庚先生带领我走访了周贻白先生。周先生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给学生讲授中国戏曲史，就住在学院对面棉花胡同一个多进深的院落里。张庚先生与周贻白先生是老朋友又是湖南老乡，见了面，俩人就很亲热地聊了起来。周先生知道来意后，马上到堆满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的书房里，找出有关《白蛇传》故事的一堆戏曲和说唱的剧本和报刊资料，要我点收。

　　借到有关《白蛇传》故事的材料以后，张庚先生要我认真阅读、归类，提供他写文章参考。不久，先生写出《关于〈白蛇传〉故事的改编》一文，发表于《文艺报》1952年第12期。这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第一次接触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基础——戏曲资料。20世纪50年代初，我与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助教工作的好友陈永康（陈丁沙），经常去前门外的剧场看戏曲演出，其中就有田汉先生编写的京剧《白蛇传》。我对戏曲实验学校的演出十分欣赏，又看到周贻白先生收藏的有关《白蛇传》故事的材料，大致明白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很同情这个故事中的悲剧性主人公。这就为我以后参加集体编写《中国戏曲通史》、受命撰著第四编的《雷峰塔》一节做了较好的准备。我之所以能够圆满完成这部清代传奇的写作，与张庚先生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情与在戏曲舞台广泛流传的包公戏有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间，上海《文汇报》、上海《新民报》“晚刊”都有驻京记者。1954年10月，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记者来到中国戏曲研究院（院址在东长安街南夹道），向张庚先生约请撰写有关包公戏的文章。当时我正在院长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张庚先生把我介绍给这位记者，并对记者说：“这篇文章我就不写了，我的秘书沈达人能写，你跟他商量吧！”我写定《包公戏的人民性》一文，请先生过目后，交给了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记者。我记得文章是分成上、下两篇在报纸上发表的。这是我在张庚先生的提携下撰写的第一篇戏曲文章。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开始到1966年以前，我陆续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戏剧报》《戏曲研究》《戏剧研究》《北京戏剧》《电影艺术》等报刊写了一批文章，有剧评，也有理论文章。1979年以后，撰写的戏曲文章就更多了。

　　在20世纪50年代，戏曲界的理论批评工作者写文章，常用“人民性”这个语词。它来自苏联文艺理论，是由列宁奠定理论基础的。列宁曾对蔡特金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蔡特金《回忆列宁》）。张庚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列宁为“人民性”所做的阐释通俗地表述为：“贯串全剧的思想、感情、愿望、见解、态度属于人民，为人民着想，替人民说话”的戏曲剧目，就是有“人民性”的戏。又说：表达了“对老百姓有利的思想、看法、意见”；“为老百姓、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说话的剧本，都是有人民性的”。我就是依据先生对“人民性”的表述，写成《包公戏的人民性》这篇文章的。现在回忆起来，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讲：戏曲中的包公已经有异于北宋时代的“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包拯，是老百姓在戏曲中创造的理想人物。他不徇私情，不畏权势，毅然铡掉欺压、残害老百姓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是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由此可见，我踏上戏曲研究道路的伊始，不仅得到张庚先生的提携，也是在先生学术思想的引导下迈开自己的步伐的。

　　第三件事与集体编写《中国戏曲通论》有关。《中国戏曲通论》是在1987年、1988年编写的，198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回想自己在编写第四章《戏曲的艺术方法》时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总不能忘记张庚先生对我的教诲。这一章的初始定名是：《戏曲的创作方法》。既然是论述创作方法，我就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洋洋洒洒写了4.6万多字。这一章的三节标题如下：第一节，戏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第二节，戏曲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第三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在戏曲中的反映。从这三节的标题就可以知道，我完全是用西方文艺创作方法的理念来解释中国戏曲的。在编写组讨论这一稿时，张庚先生明确指出：“不要被外国理论牵着鼻子走，要根据我们自己（指戏曲）的情况来谈”，“要务实，要切合实际，抓住自己（指戏曲）的特点来谈”。接着又说：“创作方法的概念从外国来；中国（戏曲）有自己的方法，但不等同于外国的创作方法。”郭汉城先生也明确指出：“这样的写法，是在西方创作方法的理论框架中填塞进中国戏曲的例子。”其后，在张庚先生的主持下，经过集体研讨、商定：这一章的标题，改用《戏曲的艺术方法》。

　　这是编写指导思想的转换。我就按照“艺术方法”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依据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对戏曲艺术方法的一些研究心得，写成《中国戏曲通论》的第四章《戏曲的艺术方法》。经过讨论、修改，最后于1988年6月定稿，全文4.5万字左右。这一稿的主要内容：其一是说，由于对舞台形象有不同的塑造方法，世界戏剧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的学说创造出来的西方写实戏剧，一种是从反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出发而创造的西方现代派戏剧，还有一种是遵循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创作者对生活有感受而创造的中国戏曲。其二是说，西方写实戏剧发展到极致，就强调戏剧要复制生活，同时要求舞台上呈现的生活图景要尽量隐蔽创作者的意图；而中国戏曲从不隐瞒自己所塑造的舞台形象，包括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与所摄取的生活图景两个方面。其三是说，西方写实戏剧可以称做摹象戏剧，属于再现艺术。中国戏曲可以称做意象戏曲，它的艺术方法包括再现、表现两种功能。因为从再现方面来看，戏曲与写实戏剧相近，都要通过情节、情境、冲突、人物再现生活；而从表现方面来看，戏曲是通过诗化、歌舞化的唱念做打等手段，把自己创造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的，因而充满表现色彩。所以中国戏曲的艺术方法是再现基础上的表现。

　　在讨论这个最后一稿的会议上，张庚先生说：“这样写就对了。整个是好的。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又说，这样写就“摆脱了西方理论的约束，提出来我们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当前文艺理论的一种趋向”。郭汉城先生也给予肯定，表示：“这样写突破了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理论模式，基本上写清楚了。”在张庚先生的谆谆教诲下，我终于完成了《戏曲的艺术方法》这一章比较艰巨的写作任务。

　　先生离开我们已将近10年，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由先生参与创建的戏曲研究队伍，坚持不断奉献的精神，业已完成多项可喜的研究成果，并将继续完成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1999年，张庚89岁生日时，沈达人（右）与张庚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