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课题组历经三年，终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课题并通过了鉴定。希望通过专家对话为您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韩永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课题组成员。现任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文学博士。1982年2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长期在基层和中央机关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曾担任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委等。

　　熊元义｜文艺理论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课题主持人

　　高度文化自觉与自信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课题组主要专家韩永进访谈

　　熊元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是当代中国建设实践

　　2008年5月，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为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文化理论的学习，为了从理论上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建设的规律，批准设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委托课题。

　　熊元义：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强调：“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课题组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什么要设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这样一个课题？

　　韩永进：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2008年5月，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为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文化理论的学习，为了从理论上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建设的规律，批准设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委托课题。随后，课题组在首席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列生研究员的带领下，开始了为期3年的系统深入研究。课题组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化经典的原典解读、文化创新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文化的新认识新概括新创造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30年研究等子课题，分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原典解读》《文化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论纲》《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三十年（1978—2008）》等阶段性成果。经过3年多的时间，在各个领域专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研究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并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报告。

　　熊元义：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您是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的？

　　韩永进：理论的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基础就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这种实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建设实践。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在对文化本质认识和文化地位作用功能认识上，我们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人民文化权益”、“文化生产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等，这些重要概念的提出，都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伴随着中国文化建设实践而陆续提出来的。没有这些实践，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认识与概念。当然在这些实践中也包括了一系列经验与教训，否则就很难理解“两手抓”为什么是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了。二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理论创新成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理论创新，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三是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例如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网络游戏等这些新的文化业态，我们更多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的发展理论。“软实力”这个词，我们也是借鉴吸收世界发达国家提出的这一概念，结合我们的实际创造提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四是我们党不断认识和把握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不断提升文化自觉水平，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力的智慧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必须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哪些规律、怎样认识和遵循这些规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和把握程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论创新程度、丰富程度、深刻程度。

　　熊元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您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的？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

　　韩永进：“重要组成部分”既点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位置，也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共同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都是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发展新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对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认真总结的成果，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它们有共同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它们有共同的根本任务，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要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坚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们有共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的初始阶段。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体现。要始终立足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分“三步走”有步骤地从温饱到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们有共同的发展动力，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它们有共同的根本目的，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尺度；它们有共同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力量；它们有共同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根本保证，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适应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贯通起来，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扎实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要解决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论都要求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哪些规律、怎样认识和遵循这些规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和把握程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论创新程度、丰富程度、深刻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紧紧围绕上述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回答，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造，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其更丰富、更深刻、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我们在研究中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充实和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总结和提升，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大的理论体系，那么可以具体区分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总论，下面有一级概念和理论，有二级概念和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应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并列为大体系中的一级概念和理论。这些具体理论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构架，又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充分、科学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报告设置了上下两编，上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详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形成历程，详细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重大理论意义。下编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新理论创造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文艺思想时，我们特别努力做到，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思想观点过去没有足够重视、深入阐发的……分清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历史情况做出的正确结论而需要根据当今的实践进行丰富发展和创造的……

　　熊元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哪些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韩永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我们讲一脉相承的“脉”就在这里。这个“脉”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解决了文化是什么，明确了文化的性质、功能、作用，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政党的关系，文化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中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次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观，解决了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全面发展的关系，同时强调了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与阶级的关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文化为现实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问题，无产阶级的“人性观”；第三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从生产、再生产的独特角度研究精神、研究文化，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共性与个性，揭示了精神生产的独特规律；第四是文化本体观，揭示了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些规律和作用，文化本体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如文化自身的继承、创新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等问题，关于创作规律问题，文艺的形象、典型和创作方法，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构成因素及相互关系，文学的鉴赏、评论的一般规律，研究如何鉴别、评论文艺作品的成败得失，揭示审美规律、美学规律。第五，也是最根本的是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研究文化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又是与时俱进的，它以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的思考，着眼于文化建设的新实践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新理论创造，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阐释，又是对其创新、发展。这种与时俱进的“进”体现在许多方面。

　　这个“进”体现在对文化的性质地位作用上的认识上。马克思明确把社会形态这一完整的社会系统区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又把上层建筑区分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式即观念的上层建筑两部分，同时，提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他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至理名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强调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受经济基础制约，考虑经济基础本身发展也是复杂的，文化发展要受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影响，要受它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影响，但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毛泽东同志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原理分析研究文化现象，得出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当今世界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使文化本身的性质在原有基础上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文化与经济、与政治、与社会日益相互融合，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文化新业态出现，使得文化在意识形态的特性中又显现出经济的因素、产业的因素，尤其是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产业性质更强，具有了经济基础的因素。面对这种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时俱进，明确提出了“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文化生产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具有产业属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的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经济对某一意识形态发生影响往往要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而反作用同样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时俱进，运用“中间环节论”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结合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年代，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主要解决的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文化建设上主要需要解决文化与市场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必然会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必然会对人们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娱乐方式等方面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论”告诉我们，国家可以通过“中间环节”进行文化建设的宏观调控，用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方法调控市场在文化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力度，保障文化建设方向。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提出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全面解读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强调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继承性，具有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意识形态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部有许多地方实现了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真理的光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在文化产业论中，强调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强省、强市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积极发展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等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形成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格局。

　　这个“进”体现在文化与人民关系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文化观揭示文化与人的关系，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而艺术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要求革命文学要努力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表现“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工人阶级的斗争“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革命导师列宁提出艺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重要命题，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根据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新形势，结合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文艺事业必须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思想。在与蔡特金谈话中，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的著名观点，强调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文化观，强调文学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贯穿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人民主体文化观，围绕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核心命题，全面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人民大众、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等重大理论问题，强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特别是在1944年他看了《逼上梁山》后，写信给编导杨绍萓、齐燕铬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强调文学艺术要自觉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且把工农兵作为人民大众的主体，强调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而确定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科学阐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强调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的根本标准，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等许多著名论断。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当代中国文化实践，强调“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思想，提出了“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创造性地提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等重大论断。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一条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践观点，坚持群众观点，摆正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始终把人民作为文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生活实践作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这个“进”体现在对文化本体规律的继承和创新上。文化规律作为文化发展过程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和趋势，表现为文化内外结构关系的各个方面，与经济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文化内部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而我们所说的文化本体规律主要论述文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化问题，解决了文化自身规律性问题，具体阐明了文化的一系列自身规律，诸如文艺创作规律、文艺鉴赏评论规律等等，文化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象与典型等等。例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关于文艺批评是一个重要领域，马克思主义强调“美学的历史的”的观点，提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毛泽东也高度重视文艺批评，他强调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强调“文艺批评”是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因此“文艺批评应该发展”。同时他又指出“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提出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阐明了政治标准，同时也阐明了艺术标准：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首先从思想方法上研究文艺批评，强调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在思想方法上认识文艺批评的基础上，讲明了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政治上辨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毛泽东还对中国文艺批评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　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他深入分析了当时文艺批评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尊重文艺批评规律，要求“批评要说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对文艺批评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不仅是文艺的重要规律，也是党实现对文艺工作正确领导的工作方法。从大的方向上讲，文艺批评可以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总结文艺创作等活动的经验和规律，批评错误思潮和不良的文艺倾向，引导和推动文艺工作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文艺工作者自身讲，文艺批评通过对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和表演等精神产品的分析评价，可以帮助文艺工作者本人正确评价和看待自己，明确哪些是优点长处，需要进一步发扬，哪些是缺点不足，需要进一步努力改进。“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从观众读者欣赏者讲，文艺批评通过对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分析，可以帮助他们正确理解作品，正确领会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力。邓小平指出了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强调“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明确了文艺批评的标准，最根本的标准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92年他又根据新的实践提出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文艺作品的具体标准上，他提出“最好的精神食粮”标准，要求实现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统一，作品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塑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敢于创新，丰富多彩，要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作品的最终评价应由人民来评定。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开展批评要注意方法，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但也绝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江泽民进一步明确了“文艺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的地位和作用，他生动形象地把文艺创作和评论比喻成孪生兄弟，“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的文艺评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仿佛孪生兄弟”。文艺评论的任务是要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推荐优秀作品、批评错误的文艺倾向方面，在帮助人们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再例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提出了文艺创作的一系列规律和原则，强调“更加莎士比亚化”，而不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一个’”等等。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结合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实际，明确提出“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他还强调现实主义要求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同时，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他特别指出，“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三个必须具备的条件。这就是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巧。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对艺术典型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文艺的真实性上，他既讲明了生活是唯一源泉，又讲明文艺作品不是生活本身，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这六个“更”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的规律。他还举例强调，文艺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他还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论。邓小平专门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江泽民强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文艺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地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也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杰出文学家、艺术家的精神创造活动中”。胡锦涛强调“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还特别强调文化精品的作用，强调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对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以上只是从文化的地位功能、人民主体文化观、文化本体规律几个方面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由于篇幅有限，还有许多，例如关于文艺的民族化问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审美观问题、文艺的起源问题等。在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报告中有比较系统的论述。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文艺思想时，我们特别努力做到，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文化思想观点过去没有足够重视、深入阐发的；分清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历史情况做出的正确结论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的；分清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历史情况做出的正确结论而需要根据当今的实践进行丰富发展和创造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看到电影、电视这种文化载体，毛泽东时代没有手机、互联网等文化载体；分清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教条式的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论断作了机械的、僵化理解的；分清哪些本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附会、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必须要澄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框架设计

　　文化的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熊元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

　　韩永进：前面我们讲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理论都要求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哪些规律、怎样认识和遵循这些规律。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框架就是紧紧围绕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行设计的。框架由三个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文化繁荣论，主要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即文化的性质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既要看到文化的共性，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性。我们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从文化与人、文化与人民的关系进行分析，从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民族的关系进行分析，从文化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多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必然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性质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结论。在对于文化性质认识判断的基础上，必然得出当代文化的地位作用：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化的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部分是文化建设论，核心是解决了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体由文化方向论、文化创新论、文化体制改革论、文化事业论、文化产业论、文化交流论、文化领导论七个方面构成。每个分论又有具体的内容，如文化方向论中，详细论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基本方针原则，论述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两个效益统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重在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再比如，文化体制改革论，我们知道，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之后，作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又一重大决策。文化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不仅使我们初步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文化体制改革之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创造了丰硕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文化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文化观念上，也无论在管理体制上还是工作方式上，都存在许多不适应：我国已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经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带来文化创新和传播领域重大革命，文化发展与快速发展的现代传播手段不相适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文化发展与我国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不相适应；我国已经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文化发展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改变这种不适应，根本的出路就是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迫切要求，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现代信息化条件下抢占文化传播主动权和主导权的迫切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政府文化管理和服务职能，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增强文化事业单位的活力，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文化领域的主导作用，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应用先进科技手段，推进内容创新，使原创性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工作任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九年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取得明显成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四项工作，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

　　第三部分是文化规律论，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身（主要是以文艺为主的文化）具有那些固有的规律，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身有哪些规律，如何遵循这些规律。从精品论、创作论、鉴赏论、文学艺术家论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比如精品论，详细论述了文化精品在文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精品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论述了怎样实施精品战略，如何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文化精品。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自觉与努力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成果研讨会综述

　　李竞爽

　　8月29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承办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成果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于平，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庆善，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白国庆，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傅才武，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武军，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许放和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出席了会议。

　　与会领导和专家们对课题研究成果给予了一致肯定和好评，指出课题成果较为妥善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源流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也有较强的启示意义。研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一些的新观点，并结合我国文化建设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实质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白国庆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课题成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文化制度创新、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体制改革四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勾勒出一个分领域、分层次的体系框架，这在理论界尚属首次。课题成果认真回顾梳理了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文化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有史料，有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文化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课题成果从7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将这7个方面的理论概括为文化方向论、文化创新论、文化改革论、文化事业论、文化产业论、对外文化交流论、文化领导论，这是从横的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体系建构。这个结构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

　　熊元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课题成果，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并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架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构建一种理论，首先必须找到面临的基本矛盾，找到了基本矛盾才能去破解；破解之后才能建构理论体系。课题成果提出“三重性”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说来，文化产品具有政治性、文化性、经济性三重性，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市场经济矛盾、艺术发展与市场机制矛盾的表现。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产品政治性、文化性与经济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性统一；就必须破解两个难题，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市场经济、艺术发展与市场机制两个有机结合。这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矛盾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是很有针对性的，也是很深入的。

　　傅才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进入到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由苏联模式向市场模式、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三重叠加转型”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其200年的发展过程中渐次完成的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任务，在中国则可能要在50至80年内完成。在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日益明确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方向也日益明晰，但关于文化现代化的具体目标、阶段性任务与发展道路正如世界上千差万别的现代化模式一样，也存在多种多样的选择，需要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与探索，形成符合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实际、科学、高效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系列成果，正体现了中国学界的这种文化自觉以及基于这种自觉的努力。

　　许放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问题上，一定要对文化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深层性认识到位，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研究，尤其要克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做简单化和直接政治诠释的处置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能够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特殊性，以科学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课题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切入，对30多年中国文化发展进行系统回顾和理论反思，增强了成果的历史感和现实针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历史过程的产物，是一系列经验与教训、成功与挫折反复博弈的结果，是我们党不断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不断提升文化自觉水平和智慧结晶。课题组对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总结，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努力加以完善使之更加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