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汉学家回到“故乡”

“中国通”，通中外

    ·一代代汉学家译介中国典籍、传播中国文化，纠正了世界对中国的许多误解

　　·中国文学走出去面对语言文化的天然隔阂，如何让西方读者接受是艰巨使命

　　·与国家斥巨资组织外译“工程”相比，更有效的方式是靠西方汉学家来搞翻译　　

　　12月3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中文名字，相互交流时基本只讲汉语，说起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这群人就是海外中国学的学者，即“汉学家”。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汉学家学术交流活动。其中21位知名汉学家来自17个国家，既有美俄德英日等传统汉学研究强国，也有以色列、印度、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国，显示出国际汉学研究正在向更多国家扩展。

　　汉学家是中国文献翻译主力军，帮助世界破除成见、了解中国

　　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汉学研究和汉学家在帮助西方和世界认识、了解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400年来，一代代汉学家译介中国典籍、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的世界形象，纠正了世界对于中国的许多误解。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表示认同。他说，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学家占据着主导地位。《论语》、《孟子》、《易经》等最早都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到西方去的。

　　张西平举例说，学者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一书共收录译者1219名，而西方汉学家占译者总数的95.4﹪，西方专业汉学家的翻译数量占大多数。“没有这个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副教授陶幽庭是中国美术史博士，最近出版了一部有关17世纪中国艺术史的专著。最令她感到自豪的是：“这本书质疑了一个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观念，即中国是一个复制胜于创造的国家。本书不仅有力证明了革新者与原创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缺席，还阐述了这种原创性被遮蔽的原因。这项研究破除了既有成见，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中国一直是一个拥有思想文化创新传统的大国。”

　　海外汉学热日趋升温，目前的汉学系、孔子学院等尚难满足需求

　　“奥斯曼帝国老皇宫收藏有1万多件中国青花瓷。生活必需品像茶、馒头、瓷器等都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了土耳其。”土耳其安卡拉德兹大学副教授、汉学家吉莱谈起历史头头是道，但吉莱更看重未来。“将来中国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也会在教育、文化层面开始更深刻地影响世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也将翻天覆地地改变世界。”

　　吉莱介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土耳其就成立了汉学系，但发展缓慢，满足不了时代需要。目前土耳其全国仅有3所大学开设汉学系与中文系，孔子学院一共有3所。“虽然土耳其现在的汉语教学情况比起过去改善了许多，但是这远远不够。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国家汉办的‘新汉学计划’为培养新一代土耳其汉学家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说，随着中国的崛起，现在印度的中国研究，包括学汉语都非常盛行。2009年印度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在印度各邦建立一所中央大学，并在这些大学建立汉语以及中国问题研究所。“我们希望从中国邀请更多老师协助指导汉语教学工作。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中文图书及数据库不足，奖学金数量很少。”

　　中国文学在海外销量仍不理想，靠汉学家翻译更容易争取读者

　　“中国当代作品译介”、“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是本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莫言、贾平凹、阿来、麦家等中国作家应邀出席。事实上，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由葛浩文等西方汉学家译介到海外的，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起到了其他群体难以替代的作用。

　　正如塞尔维亚汉学家安娜·约万诺维奇所言，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塞尔维亚掀起了翻译、阅读莫言作品的热潮，也带动了该国读者对中国更多通俗文学以及中国人当下生活方式的兴趣。

　　“如果要翻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汉学家不仅应该懂汉语，还应该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了解作家的心态，这样翻译才能够生动传神。”莫言举例说，“翻译贾平凹得懂考据，翻译阿来得了解植物，翻译麦家要熟二战和密码，翻译我的东西比较简单，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业生产知识就可以了。”

　　不过，尽管中国作家的海外知名度有所提升，但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销量一直不理想。荷兰汉学家、翻译家苏菲认为，这既有读者认知和翻译的问题，也有中国文学本身的问题。“荷兰读者对中国仍不熟悉，中国文学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对他们过于陌生了。”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海外影响力不尽如人意，最大的原因还是语言文化的天然隔阂。中西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形式和叙事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学之间巨大的鸿沟。中国人看来十分优美动人的篇章，也许在外国读者眼中就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天书”。“因此，如何真正有效地让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被西方读者所接受，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使命。”

　　在季进看来，与国家斥巨资组织各种典籍或经典作品的外译“工程”相比，更有效方式是靠国外专业翻译家或汉学家来搞翻译。“我国曾推出过‘熊猫丛书’，翻译介绍了从古至今的数百部中国文学作品，但这套丛书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出版之后就悄无声息，在西方并没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更为有效的方式还是得靠以西方语言为母语的国外专业翻译家或汉学家、代理人、出版社，由他们自主选择、自主翻译的作品，可能更容易获得西方读者的青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葛浩文、杜博妮、蓝诗玲、白睿文、罗鹏、杜迈可这样的译者。”

　　日本中央大学汉学家、翻译家饭塚容则表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都永远是沟通心灵、增进了解的上佳手段。“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者，我所能做的，就是挑选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翻译介绍给日本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