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的出场，充满了华丽与戏谑，充满了真诚与荒谬，也充满了庄重与讥讽。他击碎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高居庙堂、堂皇浩汤的审美之维，努力贴近大地歌哭，呼唤“诗”的野性与梦想，并回归“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风雅与礼乐情怀。

　　今天重谈话剧《我们的荆轲》似乎是一种冒险。经历了莫言获奖，文本的结构和解构、舞台的重读与再塑，似乎很难不掉进过度阐释的陷阱，也很难不走入唯历史论的桎梏。从温暖的剧场冲进呼啸的寒风中，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波德莱尔在《天鹅》中曾经重复过的那句话：“一切对于我都变成了寓言”，想起本雅明对波德莱尔所做的那个热情洋溢的评价：“他的诗照耀着第二帝国的天空，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

　　毫无疑问，在这部话剧里，“荆轲”寻找的是一种“将一切变为寓言”的历史性观众，“荆轲”的“刺秦”注定是一场“没有氛围”的行动。从第一幕“成义”开始，荆轲在众人的讥讽中摇摇晃晃的亮相，到最后一幕“刺秦”结束，他在一片光芒中发出“我们历史上见”的慷慨誓言；从他所患的滑稽可笑的现代病症——失眠，到高渐离献上更滑稽更可笑的祖传秘方——“猫头鹰脑袋七只，文火焙干，研成粉末，用雄黄酒睡前冲服”；从他立场坚定一心求取“成就一世功名”，到处心积虑因“断袖”而功败垂成……“荆轲”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好戏，带有一种精心策划的亦庄亦谐的色彩。

　　在这里，现象的过剩、意指的隐晦、语义的重复，与其说是造成了某种表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可能，不如说造就了思想的悬置和价值的阻滞。“荆轲”的出场，充满了华丽与戏谑，充满了真诚与荒谬，也充满了庄重与讥讽。他击碎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高居庙堂、堂皇浩汤的审美之维，努力贴近大地歌哭，呼唤“诗”的野性与梦想，并回归“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春秋风雅与礼乐情怀。“荆轲”似乎在暗示我们，他并不打算在集体经验的积聚中谈论历史，而是试图用种种零散的、碎片的、潜伏的、穿越的可能维系历史的存在。在这个视角中，历史成为一个新的寓言。

　　我以为，值得称道的，恰恰是这样一个“荆轲”，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都曾记载“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情节生动紧张，曲调慷慨激昂。在历史的记载中，荆轲因“刺秦”而存在，也因“刺秦”而流芳千古，左思盛赞他“虽无壮士节”，“重之若千钧”；贾岛也赞誉他“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然而，事实上，正如后人评价，放在荆轲墓碑前的，不光是美丽的鲜花，还有带刺的荆棘。司马光认为荆轲“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甚至直言：“若荆轲，君子盗诸。”毫不隐讳地斥之为“盗”。

　　在剧中，“荆轲”正是手捧这样的鲜花和荆棘，从壮烈的高空跌落，由英雄降落为集高尚与卑琐为一身的普通人。他时时留恋于流俗，又把自己从流俗中拉出，让自己脱离历史文字的表浅和粗粝。“荆轲”的神来之笔，恰是他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惊喜，那就是把历史作为寓言，浓缩在一个狭小的舞台上，战争、情爱、复仇、侠义、谎言、幽默、阴谋、牺牲是他在这个舞台上随手可以取用的材料，历史的丰富和驳杂穿越时空而来，于琐碎混沌之中张扬着动人的力量。不再有温克尔曼那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荆轲”带我们穿过华幕，凝视那哀伤遍地、狰狞狼藉的幕后。那种脱胎于历史又超越于历史的点化与幻化之笔，让“荆轲”的性格布满了伤痕，也充满了张力。

　　“断袖”一幕，是全剧的一个高潮，也是成就“荆轲”性格的一个亮点。“荆轲”对燕姬历数刺秦的理由，从“为天下百姓”、“为死去的冤魂”、“为秦国百姓”，到“为诸侯”、“为燕太子丹”、“为侠士的荣誉”，每一个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却均被燕姬一一辩驳得体无完肤，“阵阵语塞”中，“荆轲”终于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地只能做一个“失败的英雄”，“牵着秦王的衣袖，把舞台一直拓展到荒郊野外”。剧情推进到这里，失败变成了宿命，“刺秦”变成了“断袖”，“阴谋”变成了“阴谋中的阴谋”，两千年的秉笔直书变成了“杂种混血”的存在，所以也便有了“壮别”一幕，他如同上帝一般，在送行的岸边低眉垂首俯视自己，哀叹“那个名叫荆轲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荆轲内心的困惑和命运的乖蹇从此便有了神奇的意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告白从此便有了无穷的可能。

　　好！整点装束，我们不妨重新穿越到两千年前的历史现场，窥探“荆轲”在场的奥秘。一个情意绵绵的热血男儿，一个冷酷无情的酒色之徒；一个智勇双全的慷慨侠客，一个剑术拙劣的匹夫之辈；一个“游于酒人”的市井小人，一个“沈深好书”的风雅君子，一个“一举无两全”、“终被狼虎灭”的失败的英雄。你觉得他很熟悉？那就对了，这就是荆轲，一个我们身边的人。至此，你便不难明白何以荆轲初到燕国，整天喝酒，“歌于市中相乐”，酒醉便“旁若无人”痛哭流涕；何以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他没有交手就“不敢留”；何以同鲁句践争执，鲁句践“怒而叱之”，他又“嘿而逃去，遂不复会”；何以闻道燕丹托以谋秦之计，他会嗫嚅“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你也不难明白何以燕丹听道荆轲说了句“千里马肝美”，便立即将千里马杀死取肝；何以酒宴上荆轲忘情地盯着鼓琴美人的纤纤玉手赞一声“好手”，燕丹便毫不迟疑地将美人之手盛于玉盘献给他；何以荆轲对这种异乎寻常的逢迎，会心安理得；何以最终以匹夫之勇螳臂当车、铤而走险；何以“断股”“废”而“被八创”，成为诗人眼中“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草包。

　　在这个狭小的舞台，荆轲、燕丹、田光、燕姬、高渐离、秦舞阳、狗屠无疑都是寓言的天才，飘浮于历史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是他们天才的源泉。在这个狭小的舞台，亦庄亦谐的戏剧表达、奔放不羁的灵魂骚动、梦幻现实的曲折起伏、灵魂深处的陡然跳跃……是我们回眸过往的蛰须，时不时地缠绕上来，勒得我们发痛——历史的多义和复杂再次展示了它的奇幻诡谲，展示了它绝不宽恕的悲悯哲学。

　　闻一多曾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中国漫长的历史记载中，没有哪个时代像春秋战国那样，以“诗”支撑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气度；我以为，将“诗”换作“艺术”，道理同样存在。

　　回到话剧的题目，“我们的荆轲”。到底是谁的荆轲？这不是一个问题。走进剧场的人在问，为什么是我们的荆轲？走出剧场的人也在问，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