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进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是第一个写进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社会科学的改革实验，试图通过改变相关的机制，培育有利于名家大师涌现的土壤。

　　钱不是主要问题，但如何投入是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不像工业生产一样，通过简单地增加投入就可以提高产出乃至质量，关键是一个好的机制，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导向作用

　　“大家都说现在国家有钱了，舍得对科研投入了，钱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哪次改革最后不都是跟钱的再分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说知识分子清高，但现在有多少人不算计手头的每一笔经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编审萧莎对记者说。

　　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相关的都是新闻。2011年8月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首批试点研究所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所正在进入这枚被形容为“重磅炸弹”的创新工程。

　　“创新工程”首先带来经费的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朝克研究员说，“科研经费的增长是必然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去地方搞调研时，地方政府一听说是社科院的学者来了，不但吃住都解决，而且还会安排非常好的助手协助调查，而且一呆几个月都不是问题。现在情况变了，市场化的规则已经深入人心。比如我们再去地方搞抽样调查，他们就会有比较，外国学者给的报酬是多少，一些大学的课题组带来的经费是多少，人家给学术助手一天100元，你如果给30元，你就不容易拿到宝贵的资料，你完成的抽样调查也许就没有质量。国家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把‘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明确列出，国家财政拿出专门的经费来支持，这对于我们是不小的震动。”

　　这些年国家培养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大师的努力可以从投入的增长上看出来。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十一五”时期，国家社科基金累计投入达17．46亿元，比“十五”时期的5．59亿元增长了2倍多，而1986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之初每年只有500万元，而2011年增加到8亿元，“十二五”期间，预计将会再次翻番。与这些投入相对应的是“十一五”期间4800多项最终成果和37600多篇阶段性成果，其中许多成果被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纳入决策参考。

　　朝克作为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学专家，自己从事过学术研究，现在再做管理，自然知道思想的流水线一般会阻塞在哪里，哪里最需要疏通，“据统计1999年，社科院的经费不足两亿元，其中1/3是人头费，1/3是管理维修费，只有1/3勉强可以用于科研。这样的体制只能是养人而不是养科研。同时再多的钱也不够撒胡椒面，社会科学研究不像工业生产一样，通过简单地增加投入就可以提高产出乃至质量的，关键是一个好的机制，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导向作用。”

　　“你的几亩几分地能打多少粮食？”

　　短、平、快地组织基础研究，对于应用研究是有效的，但也会导致学者陷入立项、结项、立项的不断循环中去，不利于静下心来搞研究

　　“这显然不是编个课题要钱那么简单的事情，也不单单是提高一下大家的待遇和收入。它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评估机制，你自己说你想做什么课题，想用多长时间取得怎样的成果，也就是说你得自己想明白这几亩几分地能打多少粮食需要多少投入，然后国家给你钱，你兑现你的承诺。”考古研究所作为首批入选试点的研究所，所长王巍一下子忙得团团转。

　　“过去各个研究室各忙各的，很多项目拖着从未结过项，许多考古发掘完成都很多年了，报告却迟迟出不来。以前想开展的考古总是借口没有钱没有开展，现在真给你钱了，你有足够的人才和知识储备开展吗？如果我们连自己有几亩几分地能打多少粮食都说不清，又如何培养名家大师？”考古所研究员刘国祥说。

　　“单一课题制的方式也有利弊，毕竟短、平、快地组织基础研究，对于应用研究是有效的，但也会导致学者陷入立项、结项、立项的不断循环去，不利于静下心来搞研究，且易助长重数量、轻质量、低水平重复等不良现象。过去在科研经费的管理上，实体性的采购比较容易批准，但要把钱花在人的身上比较难实现。很多研究人员尤其讨厌记工分式的计件考核，一个课题要报的表格要写的计划就很多，为了这个怕麻烦，许多人也懒得申请了。”刘国祥说。

　　基础学科在申报课题方面显然没有优势，为促进基础学科研究的发展，社科院的“创新工程”中专门建立了“长城学者资助计划”项目。“进入这一计划的学者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在这五年内学者可以不受课题立项的困扰，自主决定研究计划，而且可连续两次申请，这样就为基础研究‘十年磨一剑’和‘板凳一坐十年冷’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条件和环境。”

　　要解决“出口”问题，首先要改革“进口”问题

　　首席研究员也可从优秀的副研究员中聘请，长期不出成果的正研究员，如果没有合适的科研计划也将不被聘进创新岗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雷闻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刚刚获得了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能获得这个奖殊为不易，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讲，是莫大的肯定。”

　　我明白雷闻所说的不易。胡绳青年学术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层次青年学术成就奖，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倡议并带头捐款设立，旨在鼓励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出好成果、尽早成才。这个奖设立的奖项分为6类，分别是文学语言学科类、历史学科类、哲学学科类、经济学科类、国际问题研究类和包含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等学科在内的综合学科类。而且每3年才评选一次，每次才有5人获奖，每届又只评选3类学科，6类学科交替进行。这样虽然已经是第六届了，但榜上有名的人确是屈指可数。确实是优中选优，如果盘点一下历届获奖的青年人，你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很快成为学科带头人。

　　这样针对青年学者的奖其实还是太少。学术大家不是横空出世的，他们也都曾经年轻过。上个世纪末，中国社科院的学科带头人中，面临有一半以上的人即将退休的窘境，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成为重中之重。当时就曾实施过一个跨世纪人才工程，遴选出200多名青年骨干进行破格培养。现在这些骨干大多已经成为学术中坚。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讲，学术著作出版难曾经是最普遍的现象。现在几乎每一个学者的博士论文都得到了出版，任何一个青年人的著作，只要是原创内容都会得到出版资助。事实上从199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从院出版基金中拨出专款，资助40岁以下的学者出版“青年学者文库”。现在的创新工程中有近4500万元用于科研成果的出版资助。

　　人员退出一直是科研机构的老大难问题。“其实要解决出口问题，首先要解决进口问题。现在创新工程提出要公开招聘研究所所长，提出要向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开放，这就如一个池塘总得有进有出，才是活水，只有让20%的人成为蓄水池，才能发挥调节和激励作用。以前我们的管理方式与行政机构雷同，照章办事多，鼓励自主创新少。经常发生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带头人没有人可带，需要人带的找不到带头人。年轻人在其中完全是自生自灭自我成长，流失的人才也非常多。”社科院团委书记季为名说。

　　目前“创新工程”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许多创新岗位是克服了编制和职称的局限性的，可以低职高聘，也可能高职低聘。比如在研究员序列的岗位中，设有首席研究员、执行研究员和研究助理。首席研究员也可从优秀的副研究员中聘请，长期不出成果的正研究员如果没有合适的科研计划也将不被聘进创新岗位。

　　下辖36个研究所、120个重点学科，5个出版社，近100种期刊和100多个学术社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无疑具备了走出名家大师的基本条件。

　　上一次中国社科院引起社会注目还是2006年。社科院公布了首批47名学部委员名单，这被认为是让社科名家重回院士大家庭、培养名家大师的初步尝试。事实上，中国科学院1955年设立学部委员制度时，首批233名学部委员中，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几乎占到总数的1/3。钱钟书、顾颉刚、吕叔湘、夏鼐、冯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上也是名家云集，此次创新工程成功与否的标准，其实就在于是否能够培养出大家公认的学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