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人才是文化的血脉。努力营造人才辈出、创意涌流的文化环境，吸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文化人才，使各路文化人才充分展示才华，成为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已擂响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战鼓的上海落实人才强市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成为上海市文联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时代发展、社会转型、队伍重构带来的人才服务需求多样化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上海市文联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拓出颇具借鉴意义的探索之路。

　　革故鼎新拓空间 不拘一格纳人才

　　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不仅需要有先进的文化设施和繁荣的文化舞台，更需要广泛吸纳和发掘文化人才，推动创意涌流，变文化大码头为文化大源头。上海市文联以前瞻性思维和战略性眼光，从创新组织体制入手，推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首创举措。

　　时光要追溯到新世纪初。其时，一大批国有院团的“单位人”纷纷下海，成为“社会人”，“海漂”群体也迅速崛起，“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用人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推动了文艺管理体制逐步从行政管理向社会管理转换。

　　然而，由于缺少社会管理组织和公共服务平台，文艺社会化管理体制一时还无法纳入正常轨道，导致大量“社会人”难以融入上海主流文化圈，而艺术院校毕业生更是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

　　2005年8月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艺联”）的成立，成为上海市文联破解这一难题的破冰之举，文联大家庭里多了一个特别的新成员。说它特别，在于它的工作对象与众不同。别的协会都冠以“家”的称号，面向的是已经成名成家或在某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家；而艺联不设入会门槛，面向的是所有演艺工作者，其中不乏关栋天、金星、周立波、杨昆等一批在演艺市场上较为活跃的名家，更有一大批处于尚未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演艺人员。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工作内容与众不同。文艺家协会以组织开展专业艺术活动为主，其工作方式主要是圈内循环，工作覆盖面和联系对象的广泛性有所局限；而艺联则主要是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围绕吸引、发掘、培养文艺人才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工作覆盖面和联系对象更具广泛性。

　　上海艺联目前已拥有1920多名会员，一大批社会文艺工作者和青年文艺工作者成为它的有生力量。其中一组数据非常说明问题：2011年之前，在艺联的全部会员中，社会文艺工作者有500多名，而在之后的统计中，这一数字已经减少为327名。原因是近几年文艺院团的毕业生加入艺联后由艺联代为签约到各文艺院团，经过几年的成长，他们大都已经成熟，由各用人单位直接签约进入国有文艺院团。而这也正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艺联作为演艺行业的社会组织，在吸引、发掘、培养文艺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

　　2010年，上海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设计之都”称号，但是与国际上其他“设计之都”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上海市文联组织在德国、日本等“设计之都”考察时就特别注意到，当地的“设计中心”都设有设计师协会，这一格局给了上海市文联以新的启示：建立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把上海3万多不同门类的设计师慢慢聚集在一起。

　　“上海有比较庞大的工业设计者、服装设计者、环境设计者等队伍，门类齐全，但是大都单打独斗，我们希望把上海设计师联合起来，发挥集聚效应。”上海市文联的决策者们作出如是表示。

　　于是，在2010年9月，上海市文联又有了第二个带“者”的新成员——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在刚刚兴起的创意产业中，真正能称为设计师的寥寥可数，为了凝聚更多的人来推进这个事业，上海市文联灵活地运用一个“者”字调整了“门槛”。首批入会的就有555名会员、103个设计企业和机构以及22所具有设计专业的高校团体。

　　在上海成立相声专业委员会也是一件新鲜事。“3年多前，我接待了一批在上海说相声的年轻人。”上海市曲协主席王汝刚回忆道。这批年轻人大多来自北方，创业的不易、生活的艰辛，使他们渴望在异乡得到“娘家人”的关怀。于是，他们找到王汝刚。

　　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王汝刚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在曲协理事会和主席团会议上，专门谈到了相声在上海生存发展的状况。不能让这些青年人散落在外，曲协应该把他们都凝聚起来。“他们想踏入上海文艺界的主流圈子，但不知门在哪里，曲协就是个门。曲协下面设有独角戏专业委员会、说唱专业委员会、评弹专业委员会，我们决定再成立一个相声专业委员会。”王汝刚介绍道。在这一点上，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

　　2011年6月，上海市曲艺家协会相声专业委员会成立。这也是全国首家省市级的相声专业委员会。在委员会的引导、推动下，几十年来一直水土不服的北方相声终于打破“南橘北枳”的魔咒，在上海“生根开花”，一批青年相声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了“上海之夜、相声也疯狂”的生动局面。

　　搭建创作孵化平台 催生优秀文艺人才

　　“要达到出人出作品的目的，先要做好扶人扶作品、推人推作品的工作，我们要把自己定位在‘助推服务’上。”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说。

　　对人才的扶一把、推一把，关键是要做好创作孵化工作。

　　利用重大革命历史纪念日组织文艺家开展主题创作，孵化优秀主旋律作品，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上海美协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吹响“集合号”，组织70多位画家兵分四路参与“上海画家重走长征路”系列采风活动，足迹遍布5省11市，创作了100多件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上海摄协为举办《党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摄影作品展》，安排9条创作采风线路，组织沪上55位资深摄影家历时两个半月，深入全国30余个拍摄点和革命老区实地拍摄。一部部优秀文艺作品、一个个优秀文艺人才，就这样在一次次主题明确的创作采风、一批批文艺家深入生活中孵化而出。

　　深入生活固然重要，但“纸上谈兵”也出奇效。评弹演员吴新伯创作的短篇评话《夜走狼山》初演时，曾遭到质疑，他心有不甘地向上海曲协求援。很快，一批专家在讨论会上对作品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经过不断的锤炼，《夜走狼山》终于“起死回生”并大获成功，一举夺得包括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在内的一系列奖项。这一“急诊”案例给了上海曲协很大启示，接着他们从2004年起连续8年每年举办一期“曲苑文坛”创作笔会，并陆续推出文化讲座、新作研讨等系列活动，以此来增强创作者的综合素养。经过“曲苑文坛”创作笔会的历练，不少作品最终羽化成蝶，成为在各类评奖比赛中摘金夺银的优秀作品。

　　类似这样的创作孵化实例还有很多。上海美协围绕创作辛亥革命历史组画，采取集中创作人员办班的形式举办油画高级研修班，通过多次作品小样观摩、讲解、采风，创作了《孙中山与李大钊》等12件大幅作品，成为把培养创作队伍与孵化作品相结合的成功案例。上海舞协为了让那些尚未正式演出过、实验色彩浓厚的作品也能镞砺括羽，联合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艺术创新工作室等共同创办了“上海舞蹈实验剧场”，还特意组织舞蹈爱好者作为观众，安排编导与观众互动环节，使编导能及时获得真实的反馈，进一步帮助作品打磨、完善。通过几场实验剧场展演，《长歌行》《茶山情歌》等16个中国舞原创作品赢得热烈反响。剧本朗读会是上海剧协发起的鼓励戏剧原创剧本的专业艺术活动，已举办了13届，近80部话剧、戏曲新剧本在青年演员的准排练式的表演中和现场专家、观众的犀利“评点”中不断提高、完善，其中约三分之一已被各表演院团搬上舞台，有些还获得省市级乃至全国性的奖励，产生了广泛影响。

　　组织创作、先期“练兵”，最终等待的是华丽登场、激情打擂。上海市文联在这方面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具有50多年历史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20年从不间断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规模、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已成为上海的文化名片，海内外文艺人才为之扎堆沪上，与上海本土文艺人才同台竞技，也为上海文艺界引入了艺术竞争机制，促进上海本土人才快速成长、成熟。而上海美术大展、上海书法大展、上海设计大展、“金手杖奖”魔术大会、“曲苑芬芳”专场演出、华东六省一市舞蹈大赛、金秋诗会、童谣歌谣比赛等一系列协会标志性活动，逐步形成“一会一品”的格局，让各领域的文艺人才得以在这些活动中一展才华。

　　此外，上海市文联还在美国大雾山和德国汉堡相继建立了“上海文艺家展演基地”，每年定期举办中青年艺术家展演活动，鼓励上海本地有创作潜能、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艺术家更多地“走出去”锻炼。

　　打开绿色通道 撑起维权大伞

　　“服务是文联的根本职能，不能流于一般的形式”，基于这样的理念，上海市文联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在做好传统服务工作的同时，努力探索、建立适应时代需求的服务新举措。

　　“当我参加艺联的时候，以为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组织。”著名影视话剧演员杨昆最初的顾虑也是其他同行的想法。但艺联以切实的服务给会员带来不断的惊喜与感动。“这几年艺联为大家做的事我们都看在眼里，它让‘漂’在外面的人有了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艺联是我的家，现在我很自豪我是艺联的会员。”杨昆感言。

　　短短几年，是什么让人们对艺联的认识有如此大的转变？获得过国内外多项杂技魔术大奖的青年魔术师刘明亚道出了心声：“我来自贫困的陕北山村，低学历无职称，幸好有艺联的绿色通道，让我入户上海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圆了做新上海人的梦。”

　　上海在人才引进政策方面规定，学历必须达到本科以上。这一规定适用于大多数人才类型，但无法将从事芭蕾、戏曲、杂技等需要从小练就基本功、学历要求较难达到的艺术门类及行当纳入其中。同时，原引进机制由于评价标准不统一，也难以对演艺人员业务水准作出客观评判。艺联意识到，要为上海引进和留住演艺人才，必须冲破这一屏障。他们积极争取到“对确属紧缺演艺人才，学历条件可予以放宽”的政策，并接受委托，由艺联根据本市构筑文化人才高地的需求和各演艺单位对人才的紧缺程度，组织专家对引进人才进行评估鉴定，不唯学历资历、体制身份，着重考察专业能力、专业水平和发展潜力，从而为争取留沪发展的演员和用人单位打开了“绿色通道”。迄今，该“绿色通道”已完成了191位来自各地的演艺人才的户口引进工作，322位居住证的申报。

　　纪晓兰是上海一流的歌手，然而两年多前，在办理入港演出许可时，却遇到了被要求出示职称证明的尴尬，虽然最后侥幸“化险为夷”，但也让纪晓兰深刻意识到职称证书的作用。事实上，很多非国有体制的演艺人员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因为以往中级技术认定工作都是由单位组织实施的，那些脱离单位体制出去的演艺人员往往申报无门。

　　为此，艺联多次主动向政府主管部门呼吁，希望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方面打破体制屏障。2009年，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下，艺联被授权指定为社会文艺工作者中级专业技术水平唯一认定机构。目前，在艺联组织下，已有79名社会文艺工作者成功取得中级专业技术水平资格证书。由于该证书可以对接艺术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申报，对接演艺人才入户上海的政策条件，因而广受社会文艺工作者的欢迎。

　　多年来，上海市文联在文艺人才社会化服务方面“大展拳脚”，给予文艺工作者一个遮风挡雨的温暖之家；同时，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组织也会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替文艺工作者“冲锋陷阵”。

　　“对文艺家的尊重与维护，其实也是对文化的尊重与维护。”原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杨益萍指出，“不能让人随意践踏文艺家，哪怕是已经不在人世的，他们也始终是受人敬重的文艺家。”杨益萍还说：“维权的事有大有小，要尽力把文艺家所需、文联所能的事做好，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事难而不为。”

　　早在21世纪初，上海市文联就已经设立维权部门、建立维权机制。《白毛女》稿费案，捍卫俞振飞、谢晋先生的名誉案，10多年坚持下来，上海市文联的维权工作已经颇有战果。

　　每年，上海文联维权中心处理投诉个案达30至50件，若加上接待咨询访谈的人次，多达100人次左右。包括闵惠芬、任溶溶、童自荣等名家在内的艺术工作者都闻名前来投诉，自称为“老娘舅”的维权中心的同志们奔波协调，帮“委托人”争取到了权益，得到了文艺工作者的高度肯定。

　　除了维权的实务工作外，维权中心还提供司法鉴定、授权等服务，开展维权知识宣传、组织专题研讨，并与其他协会合作，建立各种权益保护协商机制，搭建具有探索、创新意义的权益维护合作平台。

　　维权中心还积极配合艺联做好演艺工作者劳动权、就业权的保护工作。在话剧艺术中心支持下，推出了优先使用艺联会员的就业保障机制试点，对使用非艺联会员参加排练演出，收取一定补偿金，迄今已有数十个剧目在该机制框架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另外，还与上海文广集团签署《关于合作建立艺联会员权益争议协调处理机制的协议》，为演艺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拟订了由演艺单位或项目制作组、演艺人员、艺联三方共同签订的《演艺合同书》，使其成为多元用人模式中受各演艺单位欢迎的选项之一；针对会员在演艺活动中受到欺压、伤害等身心、权益受损的状况，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为会员追讨各类演艺酬金60余万元，有效保障了演艺工作者的劳动权、就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