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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全国地方电视上星综合频道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增长。事实证明，半年过去，“限娱令”并没有像有些人曾断言的“弊大于利”，甚至恰恰相反，由于激发了创新创优动力，催生出《中国梦想秀》《一站到底》《老梁观世界》《村里这点事》《垄上行》《士兵突击》《平民英雄》《谢天谢地你来啦》等一批好看的新节目，吸引了更多观众收看。中国荧屏娱乐借助“限”字所寻求的新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电视娱乐生态的新变化。

　　“要说不担心那是假的，我们足足担心了半年，现在，心终于放下来了。”7月12日，国家广电总局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这样表示，话语中，振奋之情显而易见。

　　就在此前几天，央视索福瑞公布了上半年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卫视收视率及市场份额的最新调查统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全国地方电视上星综合频道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增长。

　　“看到这个结果，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那位工作人员说。在国家广电总局当天发布的通报此调查结果的新闻通稿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今年实施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调控措施不仅没有造成收视滑坡，反而由于激发了创新创优动力，催生出一批好看的新节目，吸引了更多观众收看。”

　　那么，央视索福瑞的这次年中调查结果，究竟为什么会让国家广电总局感觉如释重负？“今年实施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调控措施”又是指何而言？

　　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同一个，那就是国家广电总局于2011年10月发布、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限娱令”，此“令”当初曾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有可能造成大范围的“收视滑坡”，从而在不短的时间内备受争议。

　　而今，半年过去，事实证明“限娱令”并没有像有些人曾断言的“弊大于利”，甚至恰恰相反，中国荧屏娱乐借助“限”字所寻求的新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电视娱乐生态的新变化。

　　实际上，“限娱令”这个词只是一种民间说法，它的正式名称是《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其主要目的是调整各卫视黄金时段综艺娱乐节目播映内容，限制各卫视黄金时段的综艺娱乐节目播映权限，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

　　在泛娱乐化和唯收视率论实际已为诸多电视台广为奉行的情况下，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一“限令”显然并非心血来潮。在此之前，国家广电总局对于个别出现问题的娱乐节目已不止一次公开叫停。而在2011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专门召开的“关于防止部分广播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座谈会”以及随后颁布的相关文件中看，国家广电总局彼时“限娱”的决心就已经不再针对某一家电视台或电视节目，而是改而针对整个行业发展态势，随后正式发布的“限娱令”，只是又一次高调重申和强化而已。

　　必须承认，这是国家广电总局针对近年来中国荧屏娱乐呈现出的诸多问题所下的一剂“猛药”。而整个2012年上半年，大家都在观察和等待这剂“猛药”所引发的各种反应和结果。

　　当“娱乐”成为“愚乐”，观众已经被“限”了

　　创意克隆、内容低俗和事实上的被动接受，观众看似“自由”的“娱乐”选择，已经在“娱乐至死”的口号下，成为了被“愚乐”的对象。娱乐的过度发展恰恰为自己制造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和“门槛”。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眼下的中国人对“限”这个字眼颇有一种天然的敏感。这也是“限娱令”出台之初，不仅许多省级卫视反应强烈，而且不少观众也难以理解的原因。

　　“连娱乐都不让？”这是当时许多人的迷惑和质疑。

　　“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吃面条》，标志着内地纯娱乐节目开始出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纯娱乐节目快速发展，除了社会生活节奏加快需要放松以外，这实际上更是伴随国力增强，整个民众心态进一步自信的表现。”

　　事实证明，民众自信带来的必然是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为了鼓励媒体和文艺工作者尽快从早年过度僵硬的教化宣传思维中脱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和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需要，此后应运而生的“娱乐无害论”虽然争议始终不断，但无疑对不少媒体产生了真正实质性的影响。

　　其中，湖南卫视的成功显然最为典型。“央视因其特殊的地位，当时还不能够充分释放。因此，娱乐旋风最初是从地方卫视刮起来的。”胡智锋说。

　　“作为一个以娱乐节目为主要内容的电视频道，其功能就是让人娱乐，通过娱乐让人放松，所以，湖南卫视更注重节目是否有意思。”多年前，《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在采访湖南卫视的创作人员时这样写道。

　　紧随湖南卫视之后，许多地方卫视先后跟进。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等后来同样成为佼佼者。“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和《超级女声》引领了内地第一和第二次娱乐大潮，而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则走在了第三次娱乐大潮的前面。”胡智锋总结。

　　但是，早在第二次娱乐大潮之时，一夜成名、商业炒作等过度娱乐化的负面因素已经显现，而到第三次娱乐大潮开始，荧屏“娱乐”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多如牛毛。

　　娱乐走过了它的健康“临界点”，娱乐节目泛滥，几乎占据了所有卫视的黄金时段，荧屏娱乐功能被过度放大已成事实。

　　与之相应，大量负面话题开始从娱乐类节目中产生。嘉宾过度作秀、节目内容造假、家庭伦理扭曲、社会道德失范……凡此种种，已经导致当下荧屏娱乐节目广受诟病。但缺乏明确规范加上畸形竞争的强大惯性，唯收视率论背后隐藏的现实经济效益，依然令众多娱乐节目沿着“无下限”的低俗化路线一路狂奔。

　　而从业内专家看来，以上还远非问题的全部。

　　北京大学教授陆地认为，当前众多娱乐栏目几乎都是克隆，形式上互相模仿甚至抄袭，缺乏真正独立的创意，不利于文化创新。

　　同时他还指出，同质化娱乐节目过多，挤占甚至取代其他节目类型，占用大量资源造成巨大浪费，使媒体不能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胡智锋也警告，卫视作为主流媒体，娱乐低俗化易产生的价值观误导，不能都看做无害，积累下来也能够引发社会核心价值观危机。

　　不难看出，创意克隆、内容低俗和事实上的被动接受，观众看似“自由”的“娱乐”选择，已经在“娱乐至死”的口号下，成为了被“愚乐”的对象。

　　娱乐的过度发展恰恰为自己制造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和“门槛”。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已经在分析“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的纯娱乐倾向时，指出了其文化文本的“贫困”问题，在人文精神的层面上，“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而时至今日，泛娱乐化带来的“愚乐”盛行，让这种文化文本上的“贫困”更加彰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愚乐”的观众其实在人文精神的成长上已经不知不觉被“限”得牢牢的，而“限娱令”的发布，恰是针对当下的“愚乐”泛滥，不得不采取的一项反限制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