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朱青生、贾磊磊、丁宁等在研讨“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时指出——

21世纪的时代之光，将把整个中国文化照亮

　　 “我相信21世纪的时代之光，将把整个中国文化照亮，这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的当代文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叶朗说。

　　传承与创新是文化抛给世人的永恒命题，当传统走入当代，当中国走向世界，时代的责任更加促使我们对这一命题给予新的思考与实践。面对全球化语境，我们曾经获得了什么？我们可以向世界输出什么？在日前北京大学举办的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高层论坛中，几位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为什么徐悲鸿当时不学习毕加索所代表的“先进的艺术”？

　　“1919年，徐悲鸿在去巴黎的路上错过了北京的五四运动，5月10日到达巴黎后他放下行李就直奔卢浮宫。想一想，1919年，在西方，梵高已经在若干年前完成了他的创作，且成了大家趋向的对象。1906年，他的追随者马蒂斯以标榜自己是野兽派完成了对学院派的反叛。1910年毕加索展出《亚维农的少女》时，不仅反叛学院派的流派已经形成，反叛的反叛也已经形成了。这意味着徐悲鸿到达巴黎时，已不是学院派主导的天下，但为什么徐悲鸿当时不学习毕加索所代表的‘先进的艺术’，而学习了已经被搁置，甚至旁落的学院派？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今天纠结的问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朱青生认为，五四运动时我们所学的西学，其实是一个笼统的没有被怀疑的对象，我们没有办法清晰的梳理哪些是现代化的东西，哪些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违背、反叛和批判的对象。“今天反省发现，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过多的否定，已经造成了西方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遮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对西方的传统和西方现代没有加以区别，也使得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无所鉴别和适从。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任务没有结束，只是刚刚开始。”朱青生说。

　　文化强国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首先要使我们的文化通畅地走出去。

　　“文化强国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首先要使我们的文化通畅地走出去，能够被别人正确理解，最后实现相互合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说。他指出，目前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三个学院，都是把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给予推广。但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文字的跨文化是非常艰难的路径。幸好除了语言的交流之外，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包括音乐、美术、舞蹈等等，都是特别重要的传播符号。

　　“中国电影产业化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道路。”贾磊磊认为，在当前文化强国战略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来推广的历史转变中，我们的电影不可能仅限于自己的本土市场，而应立足全球化市场和跨文化表述能力的提升。从1993年到现在所推进的产业化的所有改革，就是把过去的国家电影改变成一种社会电影，为全社会服务，向全社会开放。“如果没有产业化道路，中国的电影不可能有现在的市场竞争力，不可能有50%的市场占有率。但是，现在提高电影本土的市场占有率，比提高我们电影市场的票房的额度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扩大影片的进口额度，中国电影市场占有率会急剧下降，市场份额也会萎缩，电影原创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宁愿迟缓增加电影票房数，也要保证电影的市场占有率。”

　　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但只有在世界的参照系中，这种了解才会更准确。

　　“学界大概有一个不是特别准确但是表达得非常鲜明的一个观点，也慢慢成为一个共识，那就是‘三流国家输出劳力，二流国家输出产品，一流国家输出文化和思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说，“要做到，谈何容易！”

　　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丁宁到过一个文具店，发现那里有多样而精致的毛笔等书法工具。“我便问店员，‘日本写毛笔字的人有那么多吗？’他告诉我，‘4个日本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写毛笔字。’这让我非常惊讶！”丁宁说。中国的禅宗智慧在宗教、艺术、文化等等很多方面是世界性的智慧，但是令人尴尬的是，西方人认为它是日本的，中国的园艺、盆景历史非常悠久，但转化成西方语言也是日本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在丁宁看来，中国当下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国却不一定是文化强国，是我们面临的尴尬。要让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影响，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文化高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但只有在世界的参照系中，这种了解才会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