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仅是语言，还是中华文明的土壤；发掘方言的语言资源软实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

　　日前，两件有关“沪语文艺”的事情引起了公众广泛关注——

　　“文”是文学：上海作家金宇澄用沪语写作的《繁花》不但成为年度最上榜长篇小说，而且引起了“方言如何入小说”的热议。《繁花》用沪语读，味道甚浓，与其营造的上海氛围十分合拍；可是用普通话读，也同样毫不费解，一路畅通。

　　“艺”是话剧：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心中最重要的女人“尹雪艳”，在其诞生47年后首度从小说中走出来，活色生香地站在了上海舞台上。此话剧名曰“沪语话剧”，即所有角色均操沪语演出。对白先勇而言，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很重要；对上海来说，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也很重要——因为它有效验证了：就像“尹雪艳总也不老”（白先勇语）一样，上海文化同样不会老，只要气候合适，这块沃土就会长出奇花异树，姿态迷人，春意浓浓。

　　高雅的话剧用世俗的方言演，会是什么效果？观众观剧之后的结论是：不但无损高雅，反而更显高雅。方言承载文化的魅力，假如老舍先生的《茶馆》少了纯正的老北京“京腔”，观众肯定会觉得“味儿不正”。同理，倘若《永远的尹雪艳》不是满台荡漾纯熟软糯的上海话，观众的迷恋度也不会如此高涨。抽离了与环境和人物配套的一地方言，台上晃动的形象容易变得陌生与可疑。

　　对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胡适先生早就有论断，他说：“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这个论点是可以佐证的，无论是早先的“京味”老舍、“晋味”赵树理，还是如今的“陕味”贾平凹、“沪味”金宇澄，他们都用文学实践证明，“方言的文学”是一国优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魅力无限、不可取代的那部分。诚如语言学家所言，方言不仅是语言，还是中华文明的土壤；发掘方言的语言资源软实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

　　曾经有一度，我们将“推广普通话”推到了“与方言为敌”的程度。这种狭隘的语言观与文化观，对民族文化起到了“促退”作用，殊不可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曾经写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可以说，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力量和文化模式——人们自幼习得了这种语言，也就把其中包含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准则、文化习俗深深地融进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所以，语言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很容易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今天重温梁启超先生的这番话很有必要，但愿“沪语文艺”的出现，有利于人们反思曾经的疏漏与错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