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梦想都来自“大时代”——访电影《中国合伙人》导演陈可辛

　　在中国电影史上，《中国合伙人》注定将是一部意义不同寻常的电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宏阔的时代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素材。然而这么多年过去，真正以正面、直接的姿态进入这个时代，并且用审美化、商业化的方式讲述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故事、塑造置身于这个时代的人物的电影，却并不多。

　　《中国合伙人》的出现，难能可贵。

　　这是一部具有时代温度和生活质感，以真诚的态度回应历史的电影。它在温情的讲述里一次次地重复着上世纪末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疑问——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虽然离影片正式上映还有两天时间，但不管在已经进行的国内多个城市的点映中，还是5月13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首映式上，观众的热情都对创作者的努力给予了真诚的回报。有人说，他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里，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也有人说，导演陈可辛用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代人的“中国梦”。

　　电影上映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导演陈可辛。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抹不去的烙印”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都经历了非常重大的变革，而您在《中国合伙人》中却选择了以“新东方”语言学校为原型的故事作为进入这个宏大时代的切入口，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可辛：很多年来我一直想拍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电影，为此我一直在寻找故事和题材，但是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我关注过改革开放初期那些“野蛮生长”的企业家，也关注过后来崛起的那批互联网“大佬”，但涉及商业的东西都太专业，普通观众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

　　直到后来有人把“新东方”的故事给我。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原因是：第一，它囊括了3个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第二，英语教学这个元素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是非常有趣的；第三点，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这个故事可以直接反映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冲击，而这个冲击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碰撞。电影中涉及的签证咨询可以说直达了这种冲击的核心——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中庸和谦卑，而西方价值观倡导的则是自信和争取。对影片中的人物来说，签证的5分钟所经历的价值观碰撞，也许就直接决定了他的下半生。

　　记者：拍摄一部横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电影，真切地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对任何一个电影导演来说都并非易事，尤其对于一个香港导演来说，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陈可辛：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表现内地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的优势和劣势可能都在同一个地方。我没在内地生活过，这使我对有的东西没底气，很忐忑，所以需要收集很多资料来确认我对一些事情和问题的想法、看法。但也正是因为我没在内地生活过，让我没有局内人的顾虑，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创作起来也就更加自由。

　　近年来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讲起大家特别向往上世纪80年代。后来我了解到，大家之所以这么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它是改革开放最初期，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大家都觉得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到了90年代，大家把这个希望具化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具体到了经济体制的改革；2000年之后，IPO、上市企业等概念便蜂拥而至。我想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脉络，这些变化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也随之经历了由浮躁到逐渐沉静的过程，而这些变化的过程正是我想通过电影呈现的。

　　“诚实地面对历史并不容易”

　　记者：许多观众在看完影片的点映和首映礼之后都觉得《中国合伙人》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共鸣，而共鸣往往是在影片对时代真实还原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实在电影创作中，如何面对历史，尤其是如何呈现我们今天仍然身处其中的历史进程，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

　　陈可辛：历史中的很多东西，我们只有面对，才会进步。但中国电影也好，世界电影也罢，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往往存在两个极端——一是仅仅一味正面唱好式的浅表化、简单化呈现，另一个是往人性的阴暗面钻牛角尖。

　　其实所谓“真实”都是主观的，这两个极端也都是某个程度的真实，但是它们都没有站在一个客观的、冷静的立场去讲故事。前者讲的故事往往是没有观众的，或者大家都不相信的；后者则太过绝望了，而人生其实未必是那么绝望的。但就我个人而言，是希望能够用一种尽量客观的方式去还原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用一种比较诚实的态度去面对历史，同时也希望故事能有一个相对温暖的结局。

　　记者：不管是这部《中国合伙人》，还是您以前拍摄的《甜蜜蜜》，都让观众在人物故事的背后看到了一个大时代。呈现大时代，是否一直是您的创作诉求？

　　陈可辛：《中国合伙人》和《甜蜜蜜》的确都呈现了不同的时代，但《甜蜜蜜》只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我是借那个年代把那段爱情表现得更浪漫，而《中国合伙人》其实不是在拍人，是借影片中3个人的故事把那个时代展现出来。

　　任何一个大时代都是有趣的，不管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这30多年，还是《甜蜜蜜》表现的香港的1985至1995年。应该说所有的浪漫都来自大时代里的故事。因为在大时代里，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性的东西，而且所有东西都被放大了，情感也被放大了。把电影表现的故事和人物放在一个大时代里，它就会更动人、更浪漫。

　　记者：那么在您眼里，改革开放这个大时代跟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通过《中国合伙人》，您最想呈现的这个时代的特质又是什么呢？

　　陈可辛：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从无到有”。物质上的从无到有，给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如何面对财富、如何面对富足的生活，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解决的精神问题，也是我想要通过这个电影思考的问题。比如电影中的人物在巨大的时代变迁里，如何面对友谊，如何面对梦想，如何处理坚持自我与向生活妥协的关系，都是我想要呈现的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在怀念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充满机会的年代，我在电影的最后放了很多企业家年轻时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银幕上写着“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电影里黄晓明扮演的成东青说，所谓梦想，就是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梦想不是终点，也不是成功，梦想是怀抱着希望奋斗的过程。我想用这部电影为每一个中国人打气。

　　“中国电影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记者：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系列中等成本现实题材的影片在市场上表现不俗，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2002年《英雄》开启的国产“大片”时代，到今年中等成本现实题材影片成为市场主流，您怎么看待中国电影市场的这种变化？

　　陈可辛：中国电影现在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2002年《英雄》的出现让中国电影从业者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中国要发展电影产业，要让观众回到电影院，就必须拍大片。因为中国观众已经太习惯在家里看电影了，对他们来说，去电影院看电影太贵、太麻烦，没必要。我们要把他们拉回电影院，唯一能做的就是拍一些在家里看跟影院看效果不一样的影片。

　　从2002年贺岁档的《英雄》到2012年贺岁档《泰囧》的出现，10年过去了，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面对《泰囧》这样一部在家里和在影院看没太大区别的电影，那么多观众还是选择了到电影院观看，这说明观众现在已经养成了在电影院观影的习惯。在这一点上，“大片”功不可没。正是有了前面10年“大片”对市场的开拓和对观众的培养，才有了最近《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中等成本影片的成功。中国观众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被呈现在大银幕上，这是电影文化日益成熟的标志，也是每个地区的电影起飞都要经历的阶段。

　　另外，“大片”也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工业化的标准，它让每个导演了解到商业电影是有规矩的。这些规矩可能刚开始你不习惯，你会觉得它干预了创作自由，但是其实什么行业都有规矩，如果不守规矩，那就会有一大堆烂片。

　　过去10年的“大片”投资大、压力大，拍摄“大片”积累的经验让我在中小成本中更自觉地尊重观众，遵守规矩。今年以来成功的国产电影都体现出了这样一种自觉。这样的电影可能会少了一些个性，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样的电影就不好，因为电影本来就是大众的艺术。

　　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未来中国电影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