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在电视剧《娘要嫁人》中塑造的齐之芳这位“娘”,其要“嫁人”的20余年人生经历，折射出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该剧着眼于以“小人物”写“大时代”。齐之芳感情生活中的三个男人，标明了她精神轨迹的三次遭遇。她与肖虎追求精神生活的一致性，追求爱情的忠贞；她与戴世亮曾有过精神的一致性，但随着戴世亮被时代和生活异化，一致性被破坏；她与李处长则更多的是物质上的联系而缺少精神交流，后来彼此间的关爱也只是两辈人之间的体恤而非两性的情爱。两性之间真挚的爱情是圣洁的，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精神上的一致。鲁迅在《伤逝》里通过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说出了两句真理：一是“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二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娘要嫁人》正是通过齐之芳20余年“出嫁”历程，形象深刻地揭示出人类爱情理想的最高境界——在精神追求上的相通和一致性。

　　齐之芳始终不向逆境和不幸低头，她执着追求的爱情幸福，正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一致性，这一点殊为可贵。有人不赞成最后的归属是齐之芳与肖虎牵手，说应当悲剧到底。我以为，悲剧到底就无法揭示爱情圣洁这个主题，归属一定是她与肖虎结合，因为肖虎人格高尚，对爱情忠贞如一，任何情况下都以对方的幸福为前提。《娘要嫁人》的这一主题，应该说是与《红楼梦》一致的。从大观园的门第观念来看，当然是贾宝玉配薛宝钗才对，但曹雪芹就主张宝黛爱情，否定宝钗爱情。贾宝玉说，大观园里那么多人都劝我走仕途，唯有林妹妹不讲“混账话”。曹雪芹看重的就是他们两人的精神一致性。《娘要嫁人》在结构设计、人物设计上深化了这一主题，主张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具备和不具备的情况下都应当始终追求圣洁高尚的爱情，这在当下也极有现实意义。

　　不过，《娘要嫁人》在表现历史的深刻度和准确度上有可商榷之处。珍视创作者的个体情感体验是必须的，但是要真正深刻、准确地再现历史，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艺术家于是之就反对过单纯的“从自我出发”的表演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也主张从“小我”进入“大我”。艺术创作既然承担了表现历史的责任，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切认识，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就会在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审美创造过程中失去方向。如剧中齐之芳在“文革”中说的一些话，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很过瘾，很有个性，却失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能说出来的。

　　执导该剧的乔梁是位很有才华的导演，但他在剧中对主要人物精神世界的把握尚欠火候。比如说戴世亮，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对齐之芳一见钟情，后来作为大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编剧的主观意愿是写他在劳改以后，被时代、环境所异化，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异化的结果，而不是艺术应该表现的最有说服力的异化过程。戴世亮回来后，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在人格的统一性上发生了分裂，诉诸观众，就产生了审美接受心理的倾斜，因为缺乏对他性格转变复杂性的充分呈现。同时，剧中齐之芳的三个后代——大毛、二毛、三毛的形象都太弱了，他们身上“文革”带来的伤痕记忆很深，而改革开放的时代新风对他们的成长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不够到位。写好他们的精神面貌，才能完整呈现那个时代的风貌。该剧的这类不足，也正是当下不少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