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从学理的角度看，这或许算不上关于哲学概念的严谨阐释，但人们却容易接受之，因而传播颇广。这说明他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处。其实，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即“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寻找家园”，可谓是其重要的创作母题。在此方面，以游牧文化为背景的草原艺术同样有突出的体现。这可以从其最为发达的民间故事（传说）、民间歌谣、民间舞蹈等古老而又世代相传的艺术表现中得到确证。特别是在广泛流传的民歌中，有关怀乡、思乡、归乡等表达家园意识的作品，所占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本文拟着重以长调民歌与草原创作歌曲为例进行探讨与分析。

　　关注草原艺术中的家园意识

　　在人类文化的宏大的谱系中，人类与家园的关系是本源性的。这当然是与人类的生存与归属之需密切相关的。所以，自古以来“家园”中即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类文化资源，而“家园意识”作为人类对本真生存的诉求，往往不仅会成为生活实践中的动力因，而且还会成为文化与艺术（含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与“原型”。

　　当然，人类对家园的关注可以是多维度、多层面的，而艺术创作对家园意识的表达也往往是各有千秋，并且会各显风采。其中，由于人们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生存习惯与方式、生存观念与态度，以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的种种差异，所以往往对“家园”的感受与认识是有差异的，其各自的表达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此间有许多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譬如，以往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华大地上的汉民族“家园意识”，即体现为多方面因素聚合的立体化建构。如，特定的地理条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含情脉脉的血缘关系，中古社会的生活结构和历史发展，以及宗教观念等等，即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其特有的家园意识的形成。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使生息于此的先民们不可能像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的人们那样，冒险于海上，征伐于陆地，到斯巴达去掳掠奴隶，到埃及去进口粮食；黄河流域比起希腊半岛、尼罗河谷或两河平原，自然条件恶劣得多。先民们依赖世代相传的黄土地，形成好静怕动、求稳惧乱的心理。直至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中国社会的氏族制度并没有像西方许多国度那样彻底瓦解，而是以宗法制度的形式，继续长期地保留于新的社会之中。在宗法制度下，阶级对立被含情脉脉的血缘关系所掩盖；而且这种聚族而居的形式，非常适合生产力低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固守在那片一眼就能看得到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作自用，只求使用价值，不产生交换价值，这样，整个社会便自然形成了以土地和家庭为向心凝聚力，并适应于世代相因的基本结构。这便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其人文内涵丰厚的家园意识，同时也便成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根脉所在。因此，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中，“乡”始终作为一个底蕴极为丰厚的概念存在着。恋乡、思乡、寻乡、归乡等，是人们深层的心灵指向，也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经久不衰的命题——包括乡愿、乡怨、乡愁在内，都表明人们与“家园”既生息所依，又灵性所系，是根性的存在，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情结”。如，从《诗经》开始就记载了我国先民择地而居，选择有利于家族、以至民族繁衍生息地的历史。至于像《小雅·采薇》中写游子归家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及妇孺皆悉的《游子吟》，更是传之久远，让人诵来心动。

　　也许正是与上述情形相关，就中国国内的研究而言，以往对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汉民族文学艺术的乡土根性及美学特征涉足较多，而对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艺术关注较少。其实，这种家园意识，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中不仅同样存在，甚至更为突出。这可以从各少数民族最为发达的民间故事（传说）、民间歌谣、民间舞蹈等古老而又世代相传的艺术表现中得到确证。特别是在许多少数民族广泛流传的民歌之中，有关怀乡、思乡、归乡的作品，所占比例都很大。有的表现离乡之思与寻乡之切，往往会更加深挚而感人。其中，对家园的自然环境及许许多多生命体的敬畏与爱惜，更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表现得格外充分的一个方面。当然，艺术作品所表达的种种与“家园”有关的内容，这仅只是属于显在层面的，而具有深广意义的“家园意识”，则是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相关诸因密切相关的。草原艺术在此方面即有其独特的体现。

　　同样道理，草原艺术中突出的家园意识，与草原上的人们特有的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有关。在历史上相对于汉民族所占据的中原地带而言，草原属于北方边疆之地。在此特定的地域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特有的对于自然环境的相依相适关系，甚至相信万物有灵，视苍天大地、乃至一花一草，都与每个人以及整个民族灵性相通、结缘深远。

　　这便使本民族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界定了自己的乡域，并扎下了首先是属于本民族“天人合一”的根系。这样，本民族的人们不仅体现为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熟悉和适应，而且往往会格外钟爱和敏感。对于每一个在此世代繁衍生息的人来说，这特定的乡域就是其可以安定生活的、最本真的家园，同时自己也已成了这家园中的一部分，是不可割舍或分离的。如歌曲《草原心》所表达的那样：“飘走的是那天上的浮云/扎下来的是这深深的根/棵棵牧草连着我的血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的人//流走的是那地上的沙尘/留下来的是这闪光的金/草原千里等着迷路的孩子/毡房永远敞开回家的门//雄鹰啊骏马啊牧歌啊/河流哪能改变方向/风沙怎能吹散星辰/守护苍天守护大地守护梦想/我有一颗不变的草原心。”

　　草原艺术中家园意识的生成及特点

　　草原艺术中的家园意识的生成，是与中国北疆草原这特定的自然环境及生息于此的人们的生存习惯与方式、生存观念与态度，以至这里的主体民族——蒙古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等密切相关的。这与处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的家园意识及其艺术表达是有差异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农耕民族大多居于中原地区，而生息于北疆草原上的则主要是游牧民族。“中原大地有黄河的滋润，土质松软，气候四季分明，没有酷暑暴寒，宜于农耕。良好的自然环境保障了农耕生产的稳定性，为农耕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也使农耕经济成为中世纪中国最为稳定的社会经济。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民族的生活和性格就显得十分安逸和恬静。”处于北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对于土地没有像农耕民族那样深深地眷恋，如果土地上的水草不佳，他们一年四季都处在迁徙之中。对于游牧民族，迁徙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发展；迁徙既是生产，也是生活。驱赶、奔驰、迁徙就是游牧生产的特点。对于游牧民族，‘骑’是生产的第一技能，在‘骑’的生产劳动中，游牧民族显得十分敏捷和矫健”。正因如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会像中原农耕民族那样，建造永久性的居所，以至相守于此，不断衍生扩展，形成一个个宗亲交错、颇具规模的村落，而往往是“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这样的环境，以及在此特定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会关系到民族性格的形成，并逐渐沉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大而言之，如果说中原汉民族突出体现为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内敛而重守的民族性格的话，那么，驰骋草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则显得更具有开放性，而且在人际交往中也往往是行简而意深，没有农耕民族的那些繁文缛节。

　　根据上面的比较可知，“游牧人以部落为基本单位，以氏族、家庭为纽带，迁移漂泊无常处。农耕人以乡村为基本细胞，城镇星罗棋布，姻亲血缘牢固相连，聚宗族、家庭而定居，数代同堂，其乐融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生息或奔波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家园意识”，与中原汉民族相比较，要显得淡漠些呢？绝非如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会显得更突出，并且有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生活于中国北疆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家园意识，并不确定或限于一乡一地、一村一落，而是整个草原，如一首歌名所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而母亲（蒙语称“额吉”）恰是家园的根。此外，草原艺术在期盼理想的家园方面有其更强烈的表现，并往往由此而激活丰富的想象力。

　　草原艺术中的家园意识在此背景中生成，并有其鲜明特征。其中，两个核心概念是“草原”“母亲”。在文化或美学的视野中，草原已是自然与人文的天缘之合，是由众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对于草原艺术而言，草原如母体，既是根之所系，又是体之所依，而具体表现则可以分别涉及其中的某个方面。考察草原艺术中有关“家园”的创作冲动与美学特质，可以发现，主要体现为依恋家园、思念家园与期盼理想家园等三个大的方面。

　　通常而言，依恋家园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或个体置身于家园，是一种互感互融的和谐状态，艺术的冲动与表达往往是自然生发的，生活化的；特有的家园因素成为其艺术的重要内容，其中特别表现人与本土家园的天缘之合，相适之趣。这样的艺术在表现上多数是自然而平和的。如蒙古族歌手腾格尔创作并演唱的《蒙古人》：“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辽阔无边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那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这就是蒙古人，/热爱故乡的人！”

　　思念以及寻找、盼归家园，是草原艺术中关于“家园意识”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体现。对于家园，置身其中可以得到身心俱至的体认，无论苦乐得失，其依托感则是实在的；而一旦离开家园，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也无论是落泊还是发达，都不免有失落之感。由于这种失落容易形成感受与感情落差，所以在草原艺术中，往往对于家园之思和归乡之愿表现得更为强烈。在这里，艺术的表达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可以调节人的心境。如科尔沁民歌《乌尔逊河》：“乌尔逊河的上空，/一道弯弯的彩虹。/你说过的几句话呵，/镶嵌在我的心中。//克鲁伦河的夜空，/一轮皎洁的月亮。/你无意中的谈笑呵，/铭刻在我的心上。”再如创作歌曲《我思念草原》（康也维词，新吉乐图曲）：“思念草原，/草原是我生命的摇篮，/勒勒车载我走遍天涯，/阿妈的歌谣伴我入眠，/更难忘哟更难忘。/琴弦萦绕的毡包，/奶茶酿着古老传说，/孕育着一代民族的自豪。//我思念草原，/草原是我生命的摇篮，/马背给了我蓝天的胸怀，/阿爸的套马杆教我勇敢，/更思念哟更思念。/篝火旁的歌舞狂欢。露珠打湿的琴声幽远。/托起朝阳彩云满天。”当然，人们因为乡愁而寻找家园，因为不安而寻找安定，这种寻找方式或实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对于家园的理解可能都有差别，每个人能够深入到的家园层次也会各有不同。因此，艺术表达也是丰富多样的。

　　“家园”可以是实有的存在，也可以是理想中的情境。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中，均不乏关于憧憬或寻求理想“家园”的表达。这“家园”当然已远远不只是生存的居所，而更具有托寓人们精神期望的意义。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以艺术的眼睛观察生活，就是在永恒的形式下观察生活，并创造一种令人愉快、令人感动、令人充满生活的信仰与爱恋的生活。草原艺术中有大量表现理想家园的作品，而且往往以真挚的祈愿与自由的想象相结合，呈现出如梦似幻、大美无限的境界。如当代诗人阿古拉泰在其歌词作品《梦幻草原》中写到：“辽阔的草原如梦如幻，/你孕育了神话孕育了高原……古老的太阳依然灿烂，/你融化了冰雪哺育着草原，/草原生长着绿色的梦想，/马头琴的神韵守望着家园。/啊，长河奔流不息，/啊，彩虹风吹不散，/你是我生命永恒的眷恋！”

　　关于部分民歌与创作歌曲的文本分析

　　地处中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草原，素有“歌海”之誉。歌是这里最具有标志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与草原上人们的生活、生产伴随而在，并往往会生动地表现出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灵世界。其中，“长调民歌是蒙古族草原音乐文化发展的最高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长调民歌以及不同时期出现的草原创作歌曲，代表着草原艺术的文化精神与美学特征。另外，传承着包括长调民歌在内的草原文化神韵的创作歌曲，在当代草原艺术中显得成绩斐然，且产生广泛影响。这便是笔者讨论草原艺术中的家园意识而选择以此为例的主要原因。

　　笔者选择的是三个方面的文本。其一，是著名蒙古族音乐理论家乌兰杰先生所著《长调民歌演唱艺术概论》附录《长调民歌参考曲目》；其二，是内蒙古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征歌活动组委会选编的《草原新歌》（上下集）；其三，是著名诗人、词作家阿古拉泰的歌词选集《白云的故乡》。这是从其所具有的代表性而选定的。下面拟分别分析之。

　　《长调民歌参考曲目》共选126首长调民歌，其中包括哈尔——锡林郭勒风格色彩区26首，昭乌达风格色彩区8首，鄂尔多斯风格色彩区9首，呼伦贝尔风格色彩区18首，科尔沁风格色彩区32首，乌兰察布风格色彩区15首，阿拉善风格色彩区15首，新疆、青海风格色彩区3首。这些民歌所表达的内容很丰富，有表达爱情的，有颂赞友谊的，有表达惜别之情的，有抒发思念之怀的，有传劝诫之意的，有励奋进之志的，有为骏马而赞的，有为雄鹰而歌的，等等，正如乌兰杰先生所说：长调民歌的内容“几乎覆盖了蒙古人草原游牧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歌唱最多的，则是与家园、母亲相关的内容，达50首之多。

　　就这50首作品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歌者关爱家园的切切之情。家园是他们心中的绿洲，精神世界的安放之地，而母亲则是这家园的根性象征与守护神。如伊克昭民歌《北滩上的柏树》：“北滩上的柏树，/阴影撒在那北滩上。/白蒿针茅漫原野，/清泉常流好地方。//三匹红马是天马之驹，/云雾深处是我的家乡。/四匹红马是天马之驹，/远处可见的是我的家乡。”家乡是在歌者的翘望与诗化之中。科尔沁民歌《巴颜通拉故乡》：“巴颜通拉我的故乡，/路途遥远在何方？/思念故乡久久眺望，/难解我心中的惆怅。”《高高兴安岭》：“远望高高兴安岭，/白皑皑不见边。/家乡遥远不能回呵，/两袖涟涟泪不干。//四峰骆驼一色白，/走也走不到的地方。/一对天鹅上蓝天呵，/飞也飞不到的地方。”表达出思乡是难以释怀的心结。伊克昭民歌《巴雅尔芒奈山梁》：“巴雅尔芒奈山梁哟，/远处隐约可见。/我那白夜思念的家乡，/就在那烟波浩渺的天边。//飞马的幼驹哟，/四只蹄儿未硬。/能翻过须弥山的时候，/才能称为神骏。”其思乡之情，归乡之愿，令人听来动容。

　　在大量表达家园意识的长调民歌中，母亲是最让人情牵梦绕的，可谓是家园的象征与守护神。如科尔沁民歌《金色圣山》：“阿拉坦博格达山梁上，/一只夜莺在歌唱。/白发苍苍的母亲哟，/今日有缘再相逢。//朵颜岭呵好风光，/尽快跨越赶路忙。/七十高龄的母亲哟，/恨不能飞到你身旁！”同名为《金色圣山》的阿拉善民歌：“金色圣山山梁上/金色夜莺在歌唱，/我的母亲在等待，/转回家乡喜相逢。//骑上深红色的骏马，/跨越额肯温都尔岭。/草原清晨的微风里，/我和母亲喜相逢。”这两首民歌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母亲就是家园的根性所在的心声。科尔沁民歌《查干陶海故乡》：“查干陶海我的故乡，/白发苍苍我的亲娘。/每日每时都在惦念呵，/热泪滚滚沾衣裳。//有亲属的人儿呵，/好似成群的大雁。/没有亲属的人儿呵，/好似一只单飞的孤雁。”由离乡别母之后的孤独感，更加突显出思亲怀乡的迫切心愿。

　　《草原新歌》（上下集）共选编歌曲作品359首，其中表达家园意识的同样占有很大比例。这些作品依然突出“草原”“母亲”这两个核心概念。与上述长调民歌来自民间且歌者主要是置身草原而自在地表达的情形不同，这些“新歌”则全部是创作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者都经过了一定的专业学习与训练，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生活与工作在各级各地的城市中，这便实际上自然使他们与草原家园形成了一定的审美距离感，而且往往在多方面的参照之中看待家园，表达关于草原家园的情怀。从创作主题这个意义上看，则集中体现为回望家园、思恋家园、赞美家园等三个方面，其中，依然是以草原为家园大概念，以母亲为家园的根性象征，关键词便是“草原在心中”。

　　其中，以《心中的草原》为题的歌曲有多首，突出表达了家乡草原在作者心中的地位之重。如《草原在哪里》中所写到的：“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目光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我的心底。//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生命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我的梦里。”作品生动地表达了草原儿女无论在哪里，都会深深地心系家乡、挚爱草原的真诚情愫。

　　阿古拉泰的歌词选《白云的故乡》中收录作品139首，其中表达家园意识的达48首之多。其中如《心中的故乡》《梦中有片绿草地》《白云的故乡》《英雄上马的地方》《这是我的家乡》《天堂的草原》《家园》等作品已被广泛传唱。从阿古拉泰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从草原走出，而精神之根则深深扎在草原，所以，回望家乡、关爱草原始终是他倾心创作的动因。正如乌兰在题为《情在草原》的序言中所说：草原是他情感的家园和灵感的源泉。他深深地挚爱着给了他生命和智慧的草原，热情洋溢地歌颂着草原。那蓝天碧野，更接近文学和艺术，祖先的荣光和代代相传不老的希望，都在他的歌词中得到了升腾。从他的歌词中，我们也能看到草原环境恶化带给他的悲怆和忧虑。他的良知，他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情愫，都促使他呼唤，希望梦中的天堂再现草原。从阿古拉泰的歌词作品中走出，我便叹服他对草原的熟悉，叹服他对生活观察之细致，感受之敏慧与独到，同时也会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故乡草原的热爱与眷恋。

　　我们知道，虽然表现草原及草原生活的作品之多，已难计其数，但那里依然蕴藏着无尽的创作之源，因为每一位创作者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与发现，并因此而有自己心中的草原。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著名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阿古拉泰在《草原，我永远的家园》中有这样的表达：“辽阔的草原还沉醉在梦幻/疲惫的勒勒车像古老的唱片/总感到马头琴有些悲凉/蒙古马的蹄声仿佛已经遥远//昔日的草浪已退到了天边/滚滚黄沙吞噬着我的草原/大雁回归寻找清亮的湖水/干渴的蒙古高原把绿色呼唤//啊……/一代天骄骄傲了一代/往日的辉煌不属于今天/草原啊母亲的草原/我的爱全部属于你/你是我生命的摇篮/你是我永远的家园。”根在草原，情系家园，深爱之心溢于言表。再如《心中的蒙古包》：“吉祥的云总在蓝天上飘/鸿雁的歌声总在湖水边缭绕/远方有一座圣洁的宫殿/那是我心中的蒙古包/啊，蒙古包我心中的蒙古包/我是一只远飞的大雁/怎能忘记草原那温暖的巢/啊，难忘的蒙古包/你就是母亲那温暖的怀抱//绿色的浪捧着一朵白莲花/思念的泪伴它在天涯海角/晚风吹动着银色的炊烟/那是我心中的蒙古包/啊，蒙古包我心中的蒙古包/我是一朵疲惫的白云/飘泊的梦总在把故乡寻找/啊，圣洁的蒙古包/你就是母亲那温暖的怀抱。”蒙古包是家园的标志，母亲是家园的根性象征。这方面同样体现出其对草原艺术中家园意识内在美学精神的传承。

　　关于草原艺术中家园意识的美学之思

　　人们公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传统艺术都有各自最为鲜明的特色。这“特色”的构成由多方面的原因而决定，但其中各自家园意识的体现与乡土美学的张扬，则是更为内在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历史地看，各个地域、各个民族艺术活动中的家园意识，集中体现着人、艺术与自然间的关系，亦即是一种“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是结为一体的。其中，首先是属于自然与人文之间“天缘”相适的，是原位性与原生性的，因而也是合于生态和谐结构的，而且含蕴着深刻的人与自然相适相谐的哲学命意，其中最精要的可谓是，依于自然之乡，源于生命之泉，通向永恒之途，复归存在之根。这实则体现出颇具普遍性的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大前提。一方风土人情的禀性格调，是地域中的水土风物的渗润滋养，此在的那些有形与无形的文化，从根本上关系着所在民族的精神品质。草原及草原上人们的生存，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自然系统，这便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人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生态系统之美，并成为艺术表达的重要内容。如草原艺术中的“绿色情结”，就是草原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在该民族人们心灵上的结晶与升华，是该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特质与突出的审美指向。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活动主体而言，家园意识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民族世代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家园意识的审美心理深深地奠基于他们的心理结构之中，无论走得很近，还是离得很远，他们都会把这个“情结”酝酿得别有意趣；他们的创作无论表现什么或怎么表现，往往都不失其本民族特有的美学资质，其艺术价值也正是因此而突显。

　　如前所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艺术的“家园意识”及美学特质的生成与表现，是与其地域的、历史的以及生存与生命哲学的等原因密切相关的，即，在传统形态中，每个民族的“家园”是一个独有的天地，本民族的群体或个体与“本乡”“故土”自适相谐，并视之为精神家园的安居之所。可是，到了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的当下，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当代人的生存背景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同偏远民族间的地域阻隔也都纷纷被突破。那么，在此“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艺术的家园意识如何存在与体现？其当代美学意义如何？等等，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新问题。

　　城市化的扩张、特别是“全球化”的出现，为地域性、民族性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包括根系颇深的“家园意识”及美学特质，也同样不会例外。但是，从健康而全面的人文精神与美学追求方面看，应该说，地域性、民族性艺术的家园意识不仅不会因此而消解，反而可以彰显出其新的文化意味与美学价值。当然，其存在方式与表现形态的适时而变则是必然的。

　　自从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后，整个人类世界便踏上了扩张城市、游离乡土的道路。即使是被纳入现代化进程较晚的中国，其城市化发展速度也在不断攀增，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现代化的“后生性”，使得城市化进程之迅捷甚至令人惊诧。城市化扩张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与林区、牧区的触动与影响，稍晚于沿海和中原地区，且影响面也有一定差异，但是，随着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与延伸，同样随时都在引动着这里的人们关于城与乡的选择与判断。无可否认，对于当代人，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离乡而进城成为当下呼应成势的迁徙流。那么，离乡进城后的人们、特别那些寄居于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们又当如何呢？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会遭遇到自身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的冲击和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人的心灵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特别会感到在家乡与城市之间“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因而精神渴望便愈加强烈。这时，有更多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家园”，并深情地回望她——那根性所在、可以使自己怡然安适的地方。如阿古拉泰在《草原赤子情》一首歌词中所表达的那样：“风儿吹动着我的长发，/仿佛吹动那绿色的草浪。/走到天涯难忘草原母亲，/你的清香总在我的心上。//白云在天空中飘荡，/游子向谁来诉说衷肠。/雄鹰高飞影子还在大地，/马蹄声常进我的梦乡。//马灯在轻风中摇晃，/阿妈的泪眼又在遥望。/远飞的大雁带着我的思念，/故乡你是我心中最圆的月亮。”的确，人们往往是离开了“家”更知“家”的意义，漂泊在外时更期盼“回家”的幸福。人们虽然有时会热衷于去体验旅途的快乐，但在其内心深处总是渴望和珍藏一个叫作“家园”的地方。

　　对于表现当代生活的草原艺术而言，其家园意识有了新的内涵、新的美学机缘。这意味着，从人们的精神期待看，当代城市化的挑战，不但不会远离草原艺术的家园意识及乡土内涵，反而会使之更加彰显。

　　我们可以发现，与草原艺术的原初生成与传统表现中以民间性为主的形式形态有明显不同，当代从事创作与表演，并为人所关注、可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是职业艺术家，他们多数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他们之中有不少正是从本民族所在的牧区、林区或农村进入城市，或由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以及源自故乡的故事与意境获得了城市身份，但从深层次的生存体认上看，在这里却依然是无根可系，无本可依。他们的创作中往往潜在着乡土精神与城市理念的对冲，城市的喧嚣与牧区的宁静，城市的消费欲求与牧区的自在自适，城市的隔膜与牧区的亲情……种种反差形成精神游移的空间，作品便是此间寻找精神去向的产物，或是生发于中的内心独白。他们的创作于千差万别中却有着极为相近或相同的指向，那就是怀恋故乡，诗化家园。故乡草原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是根性的，永在的！

　　草原艺术中家园意识及乡土美质的当代意义，还在于当代人对于有特色的多样化艺术的需求，以及促进当代社会对于多元化文化机制的建设。生态规律告诉人们，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对于保护环境的和谐、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有大益处的。生物界、自然界是如此，文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凭靠现代科技的力量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当代人的生活、文化中的许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了一体化和标准化的高速公路上。这样，现代科技所推进着的强有力的共容性、一体性（包括信息分享的必然性），与社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人的情智个性的张扬，彼此间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精神洗礼和文化冲突。其间，那种一体化与标准化愈强大、愈突出，人们对于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期待便往往愈强烈。当全球化以空前的规模与影响力使世界一体化与标准化的时候，多样性和异质性则在健全当代文化中的意义愈加重要与突出。那么，在现代性的普及中，多样性和异质性蕴藏最丰厚的地方在哪里？在“家园”，在“乡土”。一方水土滋养一方艺术，地域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草原艺术，其个性必然是独有的、突出的，并且是无可替代的。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