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世界城市，在文化建设上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可能还有一定差距，但作为文化都市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人们不可能忽视太平洋西岸地区这样一个世界级城市的影响力。上世纪上半叶上海曾经引领东亚，其取得的辉煌成就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作为城市遗传因子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城市，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下，上海又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展定位，使其在顶层设计上已经站在前沿；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为其文化发展的又一个节点，文化发展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动力；而刚刚启动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必然还会将上海的文化建设带入一个更为急速的快车道。与此同时，对于上海这样处于发展中的巨型城市，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带来的新景观，人口急遽流动、城乡互动频繁的张力，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多维视野，都给城市文化建设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

　　政府适当放权，管文化而不是办文化

　　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某一个侧面来看也是政府简政放权的过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文化建设上应有高度的体现。计划经济时代，大政府包办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一切任务，造成党政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大政府带来的弊端显露无遗，这在经济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教训和经验，但在文化建设上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思考和制度设计及实践。文化同教育、卫生一样，在政府职责和市场价值之间有着相较一般经济活动更为复杂的情况，因此，这些领域往往有市场失灵的部位，需要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比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等。我国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上海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面。政府有建设公共文化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包办一切，此时必须发挥市场的巨大作用，更需要大量非营利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介入，这样效率和效益就会得到保证，寻租的现象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这方面上海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成功实验，如分布在上海城市各个区域的200多家社区文化中心基本上都是由非营利单位来管理，而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又如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广泛动员了社会力量，这包括社会机构的参与、多元主体的进入，这也让市民文化节取得了突出的效果。但总体上看，我们的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发育得还很不健全，生存空间狭小，在观念上还不能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例如目前各类文化基金的数量还不多，社会还没有形成为文化建设捐赠的风气，相关法规也还不够健全。同比，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接治理文化的模式和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借鉴，如英国的“一臂之距”原则，就是中央政府部门在其与接受拨款的文化艺术团体和机构之间，设立一级作为中介的非政府公共机构来负责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文化拨款的具体分配方案、协助政府制定并具体实施政策等，且几乎每一个文化艺术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公共文化机构来负责贯彻执行涉及本领域的文化政策与分配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拨款，而这样类似的机构现有34个之多。政府适当放权后，管文化而不是办文化。

　　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效链接，做大做强

　　在公共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文化经济已成为共识。这里首先必须对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化产业就只关乎经济或市场，而公共文化就是简单的政府责任，把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其实，文化产业虽然是产业，但它又是一种独特的产业，其文化属性和价值功能并不能被忘掉，因此文化产业仍然具有社会价值，仍然要发挥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它也一样要承担公共文化的功能。好的文化产品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公共文化是市场失灵部分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市民文化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文化民主的有效途径，公共文化间接地为文化产业培育了市场和消费者。例如，欧美发达国家的非营利机构就往往承担了大量类似于我国文化事业的任务，但其间接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大量的就业等。

　　对此，如何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效链接起来，把交叉地带和中间地带做大做强，而不是再简单地把两者对立起来，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在我国，包括上海，有着发达的群众文化或市民文化，同时，政府也有着大量的投入，而这些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市民的参与性以及活动的普及性，我们往往简单地把群众文化当做由政府主要提供的公共文化，而将一些高端的艺术视为文化产业，当做一部分人的消费，我国文化高票价、高消费已经成为顽疾，这使得如何在扶持文化产业的同时提供市民消费得起的产品成为亟须我们研究的课题。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身份认同

　　上海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来定位城市文化，这是基于自身的历史资源和发展特点。上海强调中外文化互相交流，着重于全球文化积聚中心，集中在文化的现代性、市场性和全球性，这些决定了上海应充分注重文化交流、文化创新和文化市场的发展。同时，我们应当建立起对上海这样一座国际都会的超越性的文化价值的判断和理解，上海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时尚风向、先锋意识等诸多方面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而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较，上海更类似于纽约，在某种程度上其对地方感和独特性有所忽略。

　　目前，上海具有竞争性的文化门类大都是西方舶来艺术，比如电影、话剧、歌剧、音乐剧、舞蹈，此外还有交响乐、西方古典和现代音乐等艺术形式，而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走向式微，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反对西方艺术形式，有些艺术类型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已经能够很好地承载具有民族性的内容，但是民族和地方的文化艺术作为文化遗产，是增强地方感和独特性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这就可能更容易形成市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意识，更容易传递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与理念，更容易增强凝聚的力量。欧洲国家在这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如法国提出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例外”原则，主要就是基于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带来外国文化影响的环境下，作出的如何保护和发扬自身民族文化的努力，可见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公共文化建设重中之重的内容。我们不是简单地提倡排外和封闭，而需要思考的是民族性和地方性对于一个城市的极端重要性，在此方面上海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如何提升民族和地方文化的认同度和影响力，进而使之成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标识方面，对于我们还有很大的挑战，而对此，笔者认为这亦是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重要建设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