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14—）

　　原名于民，山东潍县人。1938年后曾任延安《新中华报》记者，鲁艺戏剧系教员，山东大学讲师。自1947年从事专业创作和理论工作。著有电影剧本《桥》《赵一曼》《炉火正红》等十部，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千里从军行》《风雨入华年》，长篇报告文学《老孟泰的故事》《王秀兰和姐妹们》，电影论文集《探索》《于敏散文集》及短篇小说、杂文等。译有《巴甫洛甫》《论演员的工作》等。1979年任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电影艺术》主编。

　　为人生的文学，“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这是我自少年受陶冶的脉络。可以说，奠定我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基础的是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讲话》之成为经典，在于它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客观实际出发，解决了当年关于文艺的重大原则问题，从而阐明了革命文艺的基本规律。所以我始终认为，掌握规律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根深才能叶茂。同是良史之材，司马迁之优于班固，重要的不只在于文词的丰茂，叙事的波澜，而在于思想品位，在于对人和事的洞察力，在于独创精神。 ——于 敏

　　（写于二○○三年出版的论文集《银幕外的声音》前言）

于敏编剧、王滨导演的《桥》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于敏编剧、沙蒙导演、石联星主演的《赵一曼》1950年荣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演员奖

　　于敏不久前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在离休多年之后，又一次站在了舞台的中央。由于患病，于敏未能亲临武汉，是儿子于中宁领的奖。当女儿于小燕把铜铸的金鸡奖杯送到于敏的床前，近来很少笑的于敏一下就笑了。女儿问他高兴不高兴，他说高兴。

　　看到这个题目，读者一定以为太严肃了。况且“同志”的称谓已不流行。但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人一直是这样称呼于敏的。当然，有人背后叫他“老于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叫做某某同志的，一定是协会书记处一级的领导。这在当时是一种尊称。其他人还没有这样的资格——年龄稍大的叫老张老李，或者直呼其名。去掉姓光叫名的，就显得亲切一些。

　　今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影协刚刚给于敏庆祝了百岁华诞。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亲自登门祝贺。于敏执著而又顽强地走到了百岁的门槛。长命百岁是中国人的心愿。然而过去，人活七十尚且古来稀，百岁不过是梦想而已。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好了，寿命长了，七十早已不稀，但百岁还是不多的。在这个当口，金鸡奖的创始人之一于敏又获得了金鸡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不但对他个人是积德果报的好事，就是在大家看来也是恰逢其时的德举。

　　作为世纪老人，于敏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现代历史息息相关。

　　于敏1914年3月15日出生在山东省潍县一个经济殷实的家庭，在大海边的烟台度过童年、少年。他从小是一个聪慧、任性的孩子。他曾笑谈，小时候已经挺大的了，但晚上不抓着“妈妈”（山东对乳房的说法）就睡不着。在他出生的四个多月后——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8月23日，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之名，攻占了胶济线，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进而控制了山东省。并向袁世凯政府秘密提出了“二十一条”。

　　四年后的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要求收回山东省，但被列强拒绝。由此导致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直接促使了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时代潮流漩涡中心的纷扰动荡，即使没给四岁的孩童留下印象，但却不能不影响他此后的人生。

　　数不清的国耻日在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仇恨外国列强的种子。博学强记的天赋又使他爱好文学。上小学刚刚认字，于敏就如饥似渴地读遍了他所能得到的每一本中国文学名著和文学杂志。小学毕业后，家里把于敏送进教会办的英语商业专科学校。不承想英语没有把于敏培养成买办型的商人，却为他提供了接触英美优秀文学、俄罗斯文学、苏联普罗文学的一扇窗子。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充分准备，为于敏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几年，我去于敏家，看到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英文版《安娜·卡列琳娜》。我当时还觉得有些好笑，以为看列夫·托尔斯泰原著就应当读俄文才对。看《于敏自传》才知道，原来他年轻时就是通过英译读的托尔斯泰，由此也可见他的英文造诣之深。

　　1931年于敏17岁，遇到了国、家的两大变故。在这一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国民政府命令“不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在这一年，于敏的父亲丢掉了罐头厂经理的饭碗，家庭的经济立即陷入困顿。这对正在求学的于敏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鲁迅说，由小康陷入困顿的路途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于敏一定有同感。

　　于敏中断学业，从事外贸商业。每年六百块银元的收入使全家的生活得以安稳，但书中的革命召唤却时时啮噬着于敏的心。为了不做“罗亭”，他下狠心抛弃金碗，走“为人生而革命”之路，到上海投奔已在电影界立足的同学、好友王滨。注定了此后只能过拮据的生活。

　　在于敏和王滨的亭子间里，又住进了硬派小生田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三剑客”或“桃园三结义”，友谊持续了一生。就好像冥冥中有命运的安排，他们三人此后的人生轨迹有很多相同之处，在上海同甘共苦，抗战初期都参加革命，都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来到了延安，都工作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解放战争时期都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后都为新中国电影作出很大贡献。同时，他们从事的行当又有所不同，分别涉猎了电影的五个关键岗位——编剧、导演、表演、管理、评论。

　　王滨原来是演员，因牙病破相后改做导演。他在延安领导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在东影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和第一部获国际奖的新中国电影《白毛女》，这部歌剧和这两部影片如今早已是名满天下了。就是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怒海轻骑》、《画中人》，也都非常好看，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娱乐性很强。两年前，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越南。座谈时，一位四五十岁的越南电影协会副主席说，她最喜欢的两部中国电影是《秋翁遇仙记》和《画中人》。我在心中暗暗赞赏她独特别致的鉴赏力，感叹好作品就一定会遇到知音。

　　田方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主演过《红羊豪侠传》《壮志凌云》等影片；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脍炙人口的影片《英雄儿女》中的师政委王文清，使田方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全国广大观众的心中。其实，解放后田方的主业并不是电影表演，而是电影管理。他参与创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之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北平接收国民党的电影厂，创建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并担任第一任厂长。不久升任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之后又回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毫无怨言地当起了副厂长。

　　王滨和田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去世。于敏在九十多岁高龄的时候，应王滨家属的请求写了《王滨评传》，应田方夫人、著名电影演员于蓝的请求写了《田方传》。可算有始有终，为他们一生的友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中国电影界留下了美好的佳话。

　　于敏是一个爱较真儿，极聪明，思辨能力很强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轻的于敏曾经经历了怎样千淘万漉、东搜西寻、上下求索、精骛八极的寻找过程，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对中国和中国人唯一管用的真理，从而确立了他此后一生服膺、践行的世界观。于敏自己说这个过程时引用了孔夫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充满激情地解释说：“就是只要早晨让我知道了真理，就是让我晚上去死也行！”我们的前辈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追求着他们值得为之付出的“道”。遥想当年，什么思潮、主义没有？恐怕只比今天更多，而绝不比今天更少。然而，一批中国人中的精英，也是20世纪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一群人，在“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后，都殊途同归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固然是他们的找寻终成正果的幸运，反过来也证明了这个主义确凿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今天，在64年前还是洋人眼里可以随便欺负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中国人，曾几何时已经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没人敢小视，这个事实本身也就比任何雄辩都更加雄辩地证明了这些前辈选择的正确。

　　延安在物质上是贫瘠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于敏就像进了熔炉的一块钢，受到了烧灼、锤炼。他在陕北公学当过学生，在党中央的机关报当过记者，在鲁艺实验剧团当过教员。参加了延安整风，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的方向。

　　在解放战争时期，于敏辗转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剧。在他34岁的时候，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今天的人往往以为，《桥》之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结果。其实不是。当时，东影组织了好几套创作班子，有的下部队，有的下农村，有的下工厂……只不过于敏这一组下工厂创作的剧本最先通过，影片最先完成，又恰好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是才历史性地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永远是无法替代的。然而，用一部表现工人阶级伟大功绩的电影来迎接工人阶级领导的共和国的诞生，岂不是十二分的合适吗？在这个偶然里，谁能说没有一点必然呢。

　　为了创作《桥》，于敏来到三十六棚——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工人师傅们为了支援前线忘我劳动的激情令于敏深深感动。老工人戴着有破洞的手套，露出长着厚茧、裂着血口的双手，叫于敏打心里感到疼。他在这里发现了世上的至美，就像法国著名画家米勒在拾穗老妇身上发现的一样。于敏立誓要用自己以后全部的生命写工人，为他们立传，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坐在于敏家的沙发上，看着他突然眼圈红了，热泪盈眶，哽咽地述说当年烙印在他心上的这一印象，使我也哽咽起来。我也由此知道了支撑于敏创作的更深的源泉是什么。

　　作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北抗联的英雄事迹肯定是一个取材的富矿。英雄是众多的。抗联老战士冯仲云建议写赵一曼；但赵一曼的材料极其稀少，于敏只能苦苦地搜寻。我们不知道赵一曼当时在当地的知名度如何，但她在全国的广为人知肯定得益于于敏编剧的电影《赵一曼》。艺术家的头脑是个加工厂，能创作出《赵一曼》当然首先要感激生活中有赵一曼这个人，但是也要感激艺术家在生活的土壤中发现了种子，然后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成参天的大树。上世纪八十年代，听说有贞德情结的法国人发现了这部影片，大为赞赏。他们大概觉得，赵一曼就是中国的“圣女贞德”。由此可见，热爱自己祖国的情感，在全人类都是共通的。

　　抱着写工人的志愿，于敏1952年举家落户到鞍钢，当起了鞍钢人。这个家一落就是26年。真正实践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出息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主张。我国解放后，下基层深入生活的作家并不罕见，但是，像于敏做得这样彻底这样认真这样不留余地的作家还是不太多的。于敏对生活的大地流淌了诚实的汗水，生活对他的回报也是丰厚的。在这段时间里，于敏写出了《老孟泰的故事》等多部报告文学，写出了《高歌猛进》《无穷的潜力》《炉火正红》等多部电影剧本，写出了一批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写出了受到我国文学前辈叶圣陶盛赞的长篇小说力作《第一个回合》，它们无一例外地取材于我国钢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于敏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任《电影艺术》主编。于敏拿起了理论批评的武器，其实是重操旧业。在鲁艺的时候，他就是教文艺理论的老师。在新中国成立17年，于敏在深入生活搞文学创作之余，曾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本末》等大块的理论批评文字。在思潮纷纭思想多元的新时期，于敏以如椽巨笔、犀利文风撰写了《求真》《树人》等令人瞩目的篇什，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面旗帜。批评家的睿智、雄辩，文学家的激情、华丽，交织成于敏理论批评文字的独特文风。

　　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电影界老同志酝酿，创立了电影界的专家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于敏是金鸡奖评选中的核心人物，一连参加了十三届。他提出的金鸡奖评选的六字方针“学术、争鸣、民主”和二十四字原则“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早已成为公认的金鸡奖评选的准则，至今还印在横幅上悬挂在每一届金鸡奖评选的现场，提醒着评委的良心，保证着评选的公正。

　　即使是评学术、评艺术，于敏始终没有忘记政治，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身份。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金鸡奖评选时，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评委们说，同志们，不要看美国现在表面上对我们很客气，可是，他们心里想的却是要吃掉我们……会下，一位平时性情非常温和的年轻评委愤愤地说：“老家伙现在还说这种话！我要不是看他年纪大，当时站起来就走！”

　　金鸡奖评选中的争论是激烈的。争论的结果，有些人往往会顾全大局，改变自己原来的主张；而有些人则永远会坚持自己的观点。黄宗江先生曾笑着说：“我老从善啦，干脆改名叫‘黄从善’得了。”全场大笑。于敏则是后者的代表。他又坚定又固执，就像是一块又大又硬、绕不过去的顽石。在第六届金鸡奖评选中，《黑炮事件》引起了激烈争论，年轻的评委对这部影片激赏，而老同志除了钟惦棐都不喜欢。于敏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位。我作为工作人员在会下问于敏反对的理由，以为他会说出一大篇道理。然而没有，他只是说这部影片的核心情节不真实。我追问怎么不真实，他说，虽然德语“轴承”一词是多义的，可以翻译成“支架”，但是在工厂的具体语境中这个词是单义的。他说得那么令人信服，使我哑口无言。

　　在新时期以来，“左派”这个词多带贬义，意思是思想僵化、保守之类。因此，使不少人对这顶帽子敬谢不敏。于敏在人们的眼睛里，无疑是左派。他好像也不回避。他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开口先笑，语言风趣，且往往入木三分的黄宗江先生，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正色对人说：“于敏是不带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语气中含着明显的敬意。

　　遇到长寿老人，人们往往爱打听长寿的秘诀。据我看，于敏能够长寿，同他勤于动脑，勤于写作是分不开的。八九十岁在很多作家都是一个搁笔、封笔的年龄。于敏却不管那一套，照写不误。年龄不成为他拒绝写作的理由。2005年他出版了《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一气写了39万字。可是，出版社原来说定的是25万字，于是，要削足适履地删去14万字。于敏坚持的结果，才免去挨这一刀，得以保全下来。然而付梓之后，又发现重要的一段不翼而飞。于是，又是一场风波……据说，当时闹得很不愉快。

　　于敏同志能够长寿，还跟他意志顽强、事必躬亲是分不开的。还在两三年前，遇有舆论关注的重要影片，于敏同志必亲临影院观看，以便形成自己的判断。一次电影剧本中心的年会，于敏同志来了。散场的时候，我看到于敏同志哈着腰，像背着磨盘似的沿着坡道往外走，保姆在两米开外，也没有专车接送。我心怀恻隐地走上前去，问他用不用帮忙。他抬起头看见是我，怀着戒备地果断一挥手：“不用！”仿佛是怕别人剥夺他自己走路的权利似的。

　　201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纪念前夕，我登门为《电影艺术》约稿，于敏一点儿也没推辞，答应得很痛快，痛快得出乎我的意料。他很自信地说：“我写起来很快。你什么时间要？”因为当过不少次于敏文章的编辑，我太相信这点了。他的文章不须改动一字，当这样的编辑可谓幸福。我不敢催得太急，到了该要文章的日子，才再次来到于敏家。他正襟危坐在沙发上，苦恼地说文章还没有写，因为腰疼。然后，他不太好意思地试探地问：“……能不能用采访的方式？”我高兴地说，“行啊”。于是，进行了访谈。他语速较慢，但思路清晰，没有多余的废话。我照他原话整理下来，只是查了一下引证的语录，交给他看。结果，只是由于口音的原因，把“老诗人”听成了“老实人”，最终冠以《七十年后一回眸》发表。

　　其间，于敏同志谈到他对当前中国电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电影不应该走好莱坞那样的追求票房的道路，而应当走伊朗电影那样的道路。说明他与中国电影并没有隔绝。无论这观点对还是不对，但希望中国电影好的拳拳之心是热的。

　　（感谢于小燕女士提供于敏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