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作家”中所谓“大神”级的人物，强烈地构成着这届会议的主要信息，乃至于方向。这个方向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合力促成，一是他们的所谓文学赚了大钱，二是他们的所谓“写作机制”，成为了整个会议私下里交流的经验。

　　◎ 就这届青创会主体70后、80后的个体素质、精神表征来看，他们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涉猎，也相当愿意分享自己的现实认知。可是，回味再三，到底缺一样根本的东西。

　　有幸第二次忝列“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一员，认真完成了会议各项任务，积极参与了会议要求的工作，在瞬间的失重感中，SC1196次航班的机翼已经把北京略带雾霾但绝对晴朗的天空甩在了后面。

　　这次会期虽仅为2天，但与2007年为期6天的会议信息相比，就人文理念、文学价值观，以及未来文学写作基本走向来说，对我个人的冲击之大，实在可以用“震惊”来形容。有必要进行一些探讨，权且作为“备忘”。

　　一、本届青创会的突出特征

　　第一，参会青年作家、批评家平均年龄只有35.5岁，绝对年轻化使人浮想联翩。在这个年龄构成中，毫无含糊，充当主角的是上届会议中还饱受质疑和争议的70后、80后。把对他们的质疑与争议转为认同与经验，无疑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宽容；也表明这两批作家、批评家在短短6年时间中，也确实进步了、显示了他们不被忽视的重要文学价值观念。当然，绝对性的年轻化比例，本来已经说明今日文坛的主力军无疑就是他们。

　　第二，“网络作家”人数虽不多，但他们中的所谓“大神”级的人物，非但显赫地突出于整个青创会氛围，而且强烈地构成着这届会议的主要信息，乃至于方向。这个方向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合力促成，一是他们的所谓文学赚了大钱，二是他们的所谓“写作机制”，成为了整个会议私下里交流的经验。什么机制呢？主要是与“粉丝”的互动性和文学叙述的开放性，二者成为反思传统纸介文学“失语”、“无效”的重要经验。按照“粉丝”要求安排场面，遵照“粉丝”志趣分配情节比例，顺着“粉丝”意思摆布人物命运，以及贴着“粉丝”心态取舍情爱关系网，再加之连绵不断的产业链的经营保障——炒作成纸本读物、编排成影视长卷、制作成动漫和打造成游戏软件。这些都大异于传统文学。

　　第三，这届青创会特意安排了江苏与广东关于青年文学创作工作的经验汇报，是罕见的“抗衡”之声，平衡并提振了严肃文学的士气，这是上届青创会所没有的一种实质性力量。这两个省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如何确保并培植精神文化的措施，把对精神文化的涵养与发掘，提到一个物质的层面，并突破性地建立社会价值机制来保障，其中最大的亮点是，超越了“坚守”、“寂寞”、“清贫”、“淡定”、“担当”等等一系列好听但毫无用处的大词的空洞实质，具体而微地实现了在消费主义内部、在“大神”已经产业化的语境中，遵循了精神生产或价值建构的“慢”的规律，从而使我们感觉到了文学的精神性、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得以有尊严地持续的可能。

　　二、为何对作家个体的主要诉求感到“震惊”？

　　“大神”除外，其他70后和80后的主要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无疑来自书面发言与自由讨论。前面虽多有涉及，但这里还是有必要进行一番较完整概括：

　　首先，他们很重视小人物处境，关注小人物的人性问题，这是值得进行深化的叙事追求。然而，我忧思的是，对小人物处境、人性状况的关注，谈来谈去还是起始于人物内心，又止于内心，并且，这种理解也还仅仅是写法上的技巧。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人物可能是当下某个语境的，但所处理人物的人性态度、命运问题，却来自于经典文本的细节、情节。如此，他们链接了人的“恒定性”，但放过了人的当下性，或者具体性。最后叙事所呈现的，实际上是，抽象的人性和失去微观社会历史现实、制度秩序支持的同样空洞的“苦难”和“疼痛”，现实感普遍稀薄。

　　其次，思想资源上，他们的确与“网络文学”保持着距离，似乎有意衔接着“五四”启蒙传统。然而，细究他们引以为豪壮的所谓“我们这一代”、“新的中国故事”，不过是把异常庞大的小人物群体或社会底层世界，分解分化为某一具体个体的一种叙述本质，且只更多地关注个体自身的道德水平、伦理问题和欲望走向，并且最终把这些有问题的文化现象，归结为“启蒙”问题。面对如此写作经验和理念表达，同龄批评家的研究处理也基本在同一水平，很难见到对这种狭小视野质疑的批评文字。

　　再次，就这届青创会主体——70后、80后的个体素质、精神表征来看，与我所认识并接触过的知青一代、60后中的一些优秀作家、批评家相比较，他们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涉猎，也相当愿意分享自己的现实认知。可是，回味再三，到底缺一样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读书很多，但不杂，都是文学作品或文学刊物；创作方法仿佛多样多元，但归根结底诸多方法都统摄于一个文体——我姑且称之为文学的“近亲繁殖”。写什么，就读什么；崇拜谁，就读谁的作品；在什么地方生活，就写什么地方的文化特色；什么流派更容易获大奖，就追慕什么流派。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便蜕变成了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读书人则变异成了匠人或投机分子。

　　参会者平均年龄只有35.5岁，支撑把这届青创会青年作家锁定在40岁以内的一个文学史成功案例是，鲁迅37岁已有了《狂人日记》；郭沫若才28岁便铸成了杰作《女神》；巴金27岁有了《家》；老舍38岁发表了《骆驼祥子》；曹禺则更小，《雷雨》成于23岁的青春年华。“五四”一代作家，成长于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替的时代风云之间，其实不止是文学方面的惊人收获，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通才”的多重身份。精通外语、纵论国事、考古发明、订正国故、引领潮流，而文学写作能力仅仅是他们大多数人的一个“业余”，如鲁迅所有不同阶段的写作，也仅为研究一个“问题”：国民性。鲁迅先生的思想遗产无疑是个个案，无法效仿；但他的话语方式，以及由此开启的思想方向、叙述视野和问题意识、本土经验资源、方法论，难道不是今天青年作家的“新传统”吗？

　　但是，很不能令人兴奋的一个现场感觉是，今天平均年龄在35.5岁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我却没能在他们准备多日写就的发言稿中听出、读出“五四”同龄人的气象来。即便进一步挖掘他们文稿中的微言大义，也只不过是关于如何“日常”、如何“幸福”，怎么能“消费”得更快和快速地获得“快乐”等等较一般的叙述形象。至于现在我们所遭遇的真正的文化危机、身份危机，以及超越于一般个体道德伦理平均水平的想象，则更是寥寥。

　　我所感知到的“冲突”，如果具有普遍性，那么，我宁愿相信来自多方面的观念碰撞，其实是重新调整思路，以此为契机，进行新一轮真正远征的起点。积极的冲突，只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届青创会的确给了我太多令人忧思的“震惊”，我作为其中之一分子，这篇“备忘”之用的感言，也首先是我的一次自我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