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德国诗人福尔克尔·布劳恩（volker Barun）参与交流会。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
9月1日，2013中德作家论坛在中国社科院开幕。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贾平凹和德国诗人福尔克尔·布劳恩、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等作家相继发言。莫言在题为《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的演讲中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家在写作时不应该成为群众代言人。
论坛之后，中德作家现身北京国际图书节“大师之约”。据悉图书节将于9月15日至21日在奥林匹克公园举办，其间将设立“名家大讲堂”，从9月16日至21日邀请王蒙、阎崇年、王立群、于丹等作家学者登台讲课。
莫言：柏林墙全部消失很遗憾
昨日莫言的主题发言从北京的天气谈起，他说好天气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天气和国家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只有大家共同遵守规定，全球才能有好天气。接着他就谈起了自己在德国的故事，称1987年他第一次来到德国，当时柏林墙还高高屹立，等到几年后他再次到德国的时候，柏林墙已经荡然无存。他说，当年修建柏林墙时，是唯恐柏林墙不结实，但是柏林墙被推倒时却又那么容易，没有政府组织，一夜之间就倒掉，完全靠群众自发的力量。莫言对柏林墙的全部消失表达了遗憾，他认为应该在柏林墙上开个大门，但是墙应该作为风景永远存在。“这毕竟是历史的见证，证明了一个时期精神方面的痛苦。”
关于德国的另一件回忆是来自某个下雨天，莫言被一个老太太的一把雨伞的伞角戳到了眼角，眼泪和鲜血同时流出。“伤害我的老太太双眼流泪，浑身颤抖，不断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知道她是在道歉。”老太太一直跟在莫言的身后，“好像我伤害了她一样。”同行的德国朋友里有人建议莫言可以起诉老太太，这样他会得到一大笔赔偿。“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其实老太太内心的痛苦比我眼角的痛苦要深得多。那一次我体会到，一个人无意中伤害别人时，内心的痛苦一点都不亚于被伤害的人，我们应该宽容无意中伤害别人的人。”
最后一件在德国让莫言难忘的事情是他去一个住在汉堡的德国女孩家做客，女孩的父亲是个白胖的老人，很慈祥，忙着给大家泡茶，招待大家。女孩的家里有一个小小的铁皮鼓，女孩说这是父亲当年用过的东西。“我们一看实物就知道，她的父亲以前是纳粹的童子军，我们感到奇怪，那么好的一个老人，怎么会和铁皮鼓联系在一起？但这就是历史，这件事也让我们意识到，应该用历史眼光看问题。很多有严密逻辑思维非常高智商的人未必不会被蒙蔽，不随波逐流，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但这些人应该被宽容谅解。”
乌尔苏拉：看到和听到的不能想当然
莫言的演讲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他说，全球化既让交流变得便利，同时也是一场噩梦，因为一切都变得统一和标准化，这对文学、艺术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不应该成为群众代言人，“也许个别作家有这个能力代表群众讲话，但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没这样的愿望。”他认为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写作，写作时无党无派，保持客观中立，不应该对笔下的人物有明显的偏好。
莫言关于作家应该依据个人经验写作的观点在下午德国作家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的发言时遭到了反对，“我不是很同意莫言关于写作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观点，个人经验可以很天真、无意义、想当然，相反一个作家听到和看到的很多东西是不能想当然的。”
乌尔苏拉的发言主题是《文学笔下坚持特殊性，服从独一无二性》。“文学必须坚持那与众不同的东西，信守那独一无二的东西。它需要时间，回忆时间，思考时间，需要自己的节奏，也需要悲伤的沉默和掷地有声的反抗。”乌尔苏拉认为全球化的恶灵在不断诱惑人们对很多问题过早地下结论，但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她说全球化总是诱使人们把一切做得越大越好，做得越轻越好，在艺术市场上人们已经付诸实践，仿佛工作就是泡沫饼干。但她希望能在写作里缩小一些已经被扩大了的名字，“问题变得越来越大，我会一边写作一边思考着缩小化的名词，小小的语言，小小的词语，小小的动物，小小的乐趣。而中国如此巨大。”乌尔苏拉的发言在这句话上戛然而止。
贾平凹：我们处在狄更斯所言的时代
与乌尔苏拉同组发言的还有中国作家贾平凹，他的发言主题是《一种责任与风度》。他同样也在思考着全球化带给作家的影响是什么。同时贾平凹提到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贾平凹说自己认可这样的判断。“我们从未有过让我们感受到的如此富裕，也从未有过让我感受到的如此焦虑。”贾平凹认为，人性恶的部分也在集中爆发，他说尽管目前文学艺术也被娱乐和消费侵蚀，但他还是相信，文学依然顽强神圣。
今日中德作家论坛还将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张悦然、徐则臣、李洱等中国作家将与德国作家一起分组讨论“间离与理解”等主题。本次论坛的最初构想来自2011年上半年，当时社科院文学所代表团赴德时该想法最早被提出，2012年8月双方签署了议定书。此次来华的德国作家一共一行10人，后天晚上他们还会参加在798艺术区举行的晚会。
■ 现场互动
问：在资本绑架下，作家如何坚持独立性？
莫言：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篇读书文章，就对小说现状深感忧虑。当时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很多小说读者变成电影院观众，汪曾祺认为小说走到穷途末日。几十年之后这样的忧虑依然存在。我想起晏殊的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某种文学样式衰退了，被另外的样式代替是无可奈何的，但生活里毕竟需要文学艺术，就算小说不行了也会有别的艺术形式。面对纷繁复杂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定力，不被外界诱惑。9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下海，也有一批躲进书房写作的作家，就是后来的“陕军东征”。我也没经得住诱惑，当时写剧本3000元/集，我写了10集，一集15000（元），税后，觉得占了巨大的便宜。结果平凹的《废都》赚得更多。有的人可以一辈子干很多事，但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干好一件事。像我这样，中等偏下智力，一件事都不见得干得好。
问：莫言提到作家生活中可以有好恶，但写作时应抛在一边，这种说法有点绝对？
莫言：中国有句老话，叫“说归说做归做”，这是个提醒，我只能尽量做到这一点。老虎活着的时候咬死很多人，咬死猪和羊，那个时候打死老虎的人是英雄，等到老虎死后再去拳打脚踢，就有些过分了。日本侵略中国战败之后，当年一些举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人摇身一变欺负日本遗孤……其实好人和坏人之间有一大段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也是作家施展的最广阔天地。
问：作家的社会角色与自我的关系？
贾平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作家的状况，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作家的一些特质。现在中国作家处于大的转型期，和别的国家的社会责任就不一样，如果我生活在遗孤富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我的表达和现在也会不同。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每个作家也无法摆脱自己的时代。
乌尔苏拉：我觉得作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是由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对财政局来说，我就是自由市场挣钱的公民；对出版商来说，我是和他们有合同的作家。我在德国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就是关于生活下去的部分。我对社会来说没那么大的责任，我就是一个个体存在，自愿进行写作。我觉得如果过多谈社会责任，有点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