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即将走过百年。百年新诗史,是以摆脱旧体诗束缚、用白话俗语入诗作为开端的。这一诗歌革命的重要动机，是让诗和更广泛的读者会合，从而担当文化启蒙的使命。应当说，重新定义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决定着新诗的意义，也决定着新诗的文体特性。然而走到今天，诗歌能否重回大众视野，却成了一个难解之问。

　　对当下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评价是复杂而艰难的，但诗歌和大众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却显而易见。从表面上看，现在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诗人群体不断壮大、作品借助网络媒介传播力量日益加强，但与此同时，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日趋成为个人独白、同好交流和圈子文学。很多诗人并不视之为尴尬，反而认为诗歌本来就是个人化的或“纯而又纯”的东西，和普罗大众扯不上什么关系，我凌云高蹈，你柴米油盐，这中间天然地存在巨大的断层。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遽变，更使诗人们理直气壮地判定：在商业化、消费主义、娱乐精神盛行的当下，是大众放弃了诗歌，是生活诗意匮乏。这些客观原因固然都不可忽视，但从当下诗歌创作呈现的一些特征里，不难看出诗歌之所以和大众关系断裂、孤悬于大众之外，还有重要的内在原因。

失语隔阂

反省创作态度与方法

　　对个体本位主义的过度追逐，造成诗歌对社会生活逐渐失语。过去30年里，当代诗歌从个体意识觉醒到逐渐凸显个体本位主义，这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诗歌的人文特性和艺术技巧的提高，但对个体本位的极端推崇，也带来了诗歌对公共价值的漠视，造成了诗人从普遍意义上、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意愿和能力持续减弱。在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生活经验碎片化之中，诗歌更是只能随波逐流，索性放弃宏观观照，转身向内，走上探寻个人精神的孤独之旅。自己写、写自己，不管多么琐屑的个人生活，都理所应当地成为表现对象，这样的创作情况由来已久。当下诗歌里，都大大地写着一个“我”字，这是一个没有节制、没有意义选择的“我”，是局限于个体本位的“我”，是诗人自我中心的“我”。“我”字后面，大多是琐碎的生活细节，再往后，是诗人顾影自怜、自我欣赏、游戏、抱怨以及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生活。

　　言语、经验与意义的隔膜，使诗歌的文体自觉变得更加艰难。新诗史是以口语化写作引领诗歌文体自觉的历史。口语化革命所努力建立的法度和范式，是让诗歌能回到人民大众之间、回到日常生活，在亲切可感的阅读中，与读者共同触摸生活质地和生命形态。但现在的诗歌创作，却大多跳开了对共同经验的摄取与表达、共同参与意义创造这个基点，在纯粹的形式追求中走到了与表达初衷相反的一面。许多诗歌带给读者一种奇怪的阅读体验——看到的只是一处处文字迷宫，鲜有引起经验对接、情感共鸣的信息。即使触目皆是熟悉的文字，仍无法触发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意义。在读者和文字之间、在文字和意义之间，已经形成严重的隔膜。今天亦有被称为“口水诗”的创作，虽然有口语化的自我标榜，但同样背离了诗歌文体自觉的追求。由于缺少和读者的共同经验，不能彼此心领神会，诗歌写作不得不铺陈描述对象，不得不介绍动机理由，不得不勾勒背景——诗人不得不把留给读者的空间一一填满。说明和讲述替代意象营造，诗歌日益散文化、说明文化，诗性特征严重匮乏。

　　执着于西方化的移植和嫁接，造成诗歌与大众关系的隔阂。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诗歌译介大批涌入，直接按照译作写作汉语诗的情况开始成规模，甚而发展成为诗歌界的一种潮流。在当下，诗人没有像先锋小说家那样“回归”——自觉回到中国的生活经验中来，相反，依然以西方诗歌为创作标准，甚至将与西方诗歌界同步生产视作努力的方向。这种观念影响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以下几个特点：思想资源上基本承袭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内容上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和经验，强调诗歌写作的世界性以及文化碎片化状态下个人写作的合理性；形式上彻底割裂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由于更看重知识背景和学术平台，学院成为诗歌阵地，诗歌创作学术化，等等。这种尽量不关联现实生活和诗歌传统的创作，更加疏远本土诗歌读者，因而难以被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

双向需要

诗人和大众共同创造

　　诗歌能否重回大众视野？对此，首先要追问的是，大众是否还需要诗歌？诗歌是否需要大众？

　　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关注没有减弱，大众也不可能不需要诗歌。在今天的中小学课堂上，用于文学教育的诗歌，多数仍是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诗词作品。虽然千百年过去，它们仍然是记忆中最生动、最切近精神世界的篇章，仿佛仍带着生命的体温。这样的作品仍然家弦户诵，被大众视为文化教养和审美追求的重要部分。而与此相比，与当下生活同步发生并存在的诗歌创作，却仿佛被隔绝在另一个孤立空间里。这是令人失望的。在物质主义、娱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诗人有责任打造精神的诗意栖居地，许多诗人主张以所谓“纯诗”作为对心灵物化、异化的拒绝。但如果诗歌不能力图重回当下生活、重回大众，所谓诗意的救赎和抚慰就没有空间、没有力量。甘于被大众冷落的诗歌，无法承担塑造文化共同体、照亮审美视阈、拔擢生命境界、提升精神质量的使命，结果当然是“饿死诗人”。

　　诗歌也更需要重回大众视野。诗歌是民族文学的经典形式，是文学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它以感性方式传达大众感情和时代精神，既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又浸透民族的文化哲学，是民族的呼吸和心跳。但诗歌也是一种脆弱的文体，因为它要通过赋、比、兴，通过隐喻、象征、暗示等手法，在一种具有音乐性的形式中完成内涵远远超出文字量的情感叙事。意象的跳跃性给阅读带来无穷的意蕴和想象空间，由此为读者搭建了一个进入的大门，让读者去体味诗意的丰富和广阔。

　　生活经验和文化修养不同的人，都能在其间找到情感的共鸣，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是诗人和大众共同创造的。他们之间需要合作，合作方式是彼此心领神会、心有灵犀、心心相印。这不是说诗人和大众必须具有同等的文化素养和文学领悟力，而是要有普遍的文化共识——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生活经验，都最大限度地接近。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必然是诗人和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也是诗人具备整体认识生活能力的时代。

回归大众

重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当下诗歌生存现状值得研究和深思。社会环境因素不可忽视，但是诗歌内部秩序重建是诗歌发展并重新赢得尊敬的前提。所谓重建就是回到诗歌常识本身，重建和人民大众、广大读者之间的关系。诗歌来自于大众，归宿是大众，无论是内容是形式，都经受大众选择。同样，诗歌的演进、诗歌史的发生也是应合大众的需要而绵延如缕的过程。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表达人民大众的心声，这个过程负载了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全部内涵。任何诗人都应该具备这一起码的历史眼光。

　　诗歌重返大众，首先是诗人重返他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时代和现实是具体的，血肉鲜活的，可以时刻触摸的，这是诗人和诗歌赖以存在的基础。生活不在别处，就在当下，中国诗歌要说出中国的事情，表达中国精神，书写民族心灵的搏动和梦想的颜色。

　　诗歌重返大众，还需要诗人具备打通自我和社会生活、自身和外部、个体和群体精神世界联系的能力。抒情主体固然要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但立场和情感要根植于现实和大众。走出自我小天地，感同身受着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诉求，唯有如此，才能了解文化激变中人民大众的情感，才能梳理文化共识，形成客观、整体把握社会生活的能力。

　　诗歌重返大众，更要直面大众的文学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接受习惯和文化传统影响大众对诗歌的选择，反过来它也是诗人淬炼诗歌形式的过程。诗歌要含蓄蕴藉，但不能凭空设置阅读障碍；诗歌要传达真切的情感，但不是文字游戏。任何一种文体，都要体现大众情感表达的功能要求，承载不了这一功能，便会被新的艺术形式所取代。

　　重返大众，别无他途。回到现实的时间和空间，重建创作与生活、创作与阅读、创作与批评的良性关系，如此，诗歌才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