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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取中国的独特窗口

时间:2013年07月09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阎晶明

《出梁庄记》:梁鸿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凭借《中国在梁庄》以及新近出版的《出梁庄记》,作家梁鸿让很多读者记住了中原农村的一个小小村庄。“梁庄”,成了近年来突然出现在中国文坛的一个“意象”。这是梁鸿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万千中国乡村中的“一个”,因其普遍性而成为典型,因其相似性而被人感知,因其真实性而被看作“代表”。

  《出梁庄记》真正写到了“中国”,因为书中的梁庄人几乎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可以说,这也是看取中国的一个独特窗口。今日中国就像一个变化无穷的万花筒,我们可以从一百个方向看中国,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看完了都有描述、评价的冲动,所有的描述和评价在同样看过这个万花筒的人来说,都是未曾见到却又似曾相识的。而且,每一个观看者的态度,歌赞、批判,兴奋、愤懑,美化、丑化,都有充分的理由,都给人可信的感觉,这些景象和情绪,它们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相互背反甚至分裂,质地完全不同,情状和面貌相差太远以至于难以贴合到一个版图上。然而,这却是今日中国必须面对的实情。

  中国的发展迅猛异常,在这突飞猛进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掉队者、被甩下者、没有能力搭车前行者。巨变中的那些不变其实也一样发生着裂变,不过因为它们似乎不代表历史前行的方向和主流,所以很少为人关注。但或许若干年后,人们才会意识到,他们才是最广大、最普遍、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大多数。就像鲁迅那样,在别人写革命、写进步的时候,他却表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农民以及处在历史夹缝中的灰色的小知识分子。他从沉默者和被淘汰的多余者身上,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出梁庄记》里,我们看到的一切足够触目惊心。由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让一个看上去跟时代前行的步伐完全无关的中原村庄,却一样被裹挟在其中无法保持平静。同一个村庄的人,有失去土地的流浪者,有外出打工的求生者,以及无一技之长的远行者。他们大多数人处境艰难,他们其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样,但为了自己和亲人,为了改变和不屈服,恍惚间踏上外出的道路。这就是真实中国的一部分,它可能不入新闻人的镜头,不能搬上舞台,也少有被文人雅士们夸赞“无忧无虑真是田家乐”的机会,但它们的真实性本身,就足以超越任何赞颂与批判。

  我想到梁鸿写作的身份问题。其实,梁鸿本人也应当是“出梁庄”者中的一分子。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出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种:靠学习和智慧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幸运者,没有能力和机会获得那种幸运的更多数的青年。前者如梁鸿,可以“出梁庄”而入京城,成了博士、教授,而更多的梁庄青年,如她儿时最好的玩伴堂弟“小柱”,却只能东闯西撞地去打工养活自己。梁鸿和小柱之间的差距,就是短短的20多年里,同样背景、同样出身的中国人身上产生的巨大反差。中国社会的很多悲喜,很多戏剧性与荒诞感,都是这种迅速变化造成的。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梁鸿尽量不去参与而只是聆听,内心无距离,笔下尽力保持克制。她是同乡,所以没有感情障碍;她又是“他者”,因为她已经抽离出来,命运不受梁庄人命运趋势的摆布。其实,至少在这本《出梁庄记》里,梁鸿还应当让自己融入其中,成为对话者、参与者。因为“出梁庄”本身是一个物理位移,命运交错是另一话题。如果那样,本书的意味会更深长。至少,梁鸿和小柱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我想起鲁迅的《故乡》。“我”因闰土的一声“老爷”而心惊,于是提出“希望”——闰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能不再隔膜。而鲁迅的理想,到梁庄这里还远未实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周围也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如果书中能把作者本人与村民们的对话也呈现出来,那不但更有现场感,而且更能阐释“中国”的分量。

(编辑: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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