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原作家群，每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数出一批作家来，当前仍然活跃的作家张一弓、田中禾、二月河、李佩甫、郑彦英、张宇、邵丽、乔叶以及在北京发展的周大新、刘震云、刘庆邦、朱秀海、阎连科、柳建伟、李洱等等，都在全国文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应该说，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中原作家群的兴起与壮大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为目前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重要创作群体，其成就、实力、影响之巨大，鲜有地域性创作群体能与之匹敌。但是，河南文学的特点正如河南的饮食、文化甚至自然、地理一样，它似乎包含着各种元素，却很难归结出一个突出的特点，以至于有人说，没有特点就是它最大的特点。这种“没有特点”大概缘于它的中庸、内敛及由此形成的厚重、大气，这可以说就是河南文学的特点。

　　河南文学曾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原作家群可以说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庞大群体。从作为口头文学的神话传说到文字的形成，从《诗》的采集到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的辉煌，中原这片热土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在这里，中国文学走向自觉，并开启了唐宋文学无比的辉煌。可以说，宋以前的河南文学史，基本上就是大半部中国文学史。河南文学好比嵩山，嵩山之美需要深入才能发现，其雄险奇绝、层峦叠翠之景色，颇有可观处，列居五岳绝非浪得虚名。但单就某一方面论，则雄浑不及泰山，险峻当让华山，秀丽稍逊衡山，奇绝略输恒山。所谓“泰山如坐”、“华山如立”、“恒山如行”、“衡山如飞”、“嵩山如卧”。这个“卧”字其实已说明了嵩山的特征：内敛、中庸、包容、丰富，这是嵩山的特征，也正是河南文学的特征。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自夏、商、周至战国混战，中国的集权政府不断成长壮大，经唐的鼎盛而至宋建立起历史上最完备的文官政府。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在这里形成的，这里也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但是，宋室南迁也成了中原文化由强盛走向衰弱的一道分水岭。在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中，自然灾害和连绵的战火不断蹂躏着中原大地，苦难成为中原人最基本的人生体验。这样一种历史传统决定了河南文学的基调必然是关注现实、尊重历史、追求意义。于是，河南新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就是对苦难的抗争和对造成这种苦难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从徐玉诺、师陀、姚雪垠到李準、张一弓、乔典运、田中禾、李佩甫、张宇以及周大新、刘庆邦、阎连科、刘震云等都是如此。

　　具有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是河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原的乡土文学传统，基本包含以下内涵：与苦难抗争的乡土生活现实，乡土的变革，乡土文化中的人。纵观河南新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南乡土题材文学作品表达的是革命主题，上世纪80年代则转向了乡土文化主题。同时随着作家眼界的不断开阔，他们的作品也不断向历史的深处和社会的广处开掘。比如张一弓从改革开放之初写乡土社会历史变革进一步走向历史深处，创作了《远去的驿站》、《阅读姨父》；田中禾则完成了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革命大潮中命运的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及《十七岁》；李佩甫的《李氏家族》已开始从描写转型期农民的生活与性格转向深沉的历史表达，《羊的门》、《城的灯》以及最近的《生命册》，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了中原文化土壤上“人”的生长；张宇从《活鬼》的重点表现农民生存智慧走向了《疼痛与抚摸》、《软弱》中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而走出河南的豫籍作家，也不约而同地把中原乡土生活放在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表现，周大新从《走出盆地》对盆地中女性个人命运的书写转向更为宏大的“史诗”性的《第二十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通过一个村长39年的人生历程写出了中国农村这几十年的历史，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对中原也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了新的解读，《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则是深入中国乡村社会人物心理的全新表达。随着经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中原作家群各作家在深入开掘乡土资源的同时，题材范围也日益拓宽，同时中原作家群的人员构成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作品题材的多元化。而河南的历史文化传统则为历史题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原作家群中，远有姚雪垠，近有二月河，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带动一大批河南作家创作，使河南成为历史题材的文学重镇。

　　以关注现实为基础扎实进行艺术创新是中原作家的一个优秀传统。在创作题材和作品主题不断走向多元的同时，中原作家群在艺术创新方面也不断进行着扎实的探索，使作品的表现手法更趋多元化。对于一向以内容扎实厚重取胜的中原作家而言，对文学的形式探索从未停滞，比如阎连科《日光流年》那种编年史的写法，周大新史诗式的体例，朱秀海《音乐会》等作品对军事题材作品的突破，刘震云、李佩甫对叙事方式的不断探索，张斌《一岁等于一生》的多视角叙事，这些都说明了中原作家群在艺术创新上有着积极主动的追求。但是，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原作家群的艺术创新与那些迷醉于形式实验的作家显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范围的拓展、作品主题的深化，还是表达方式的创新，基本是在保证作品内容厚度和思想深度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创新。即使像李洱《花腔》这样在叙事探索上走得很远的作品，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意义追求和对现实关切的强烈愿望。同样处理乡土题材，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就有重要突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给《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授奖辞说：“李洱自觉地质疑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叙事传统，掉转方向，使乡土由想象和言说的对象变为想象和言说的主体，恢复了乡土中国的喧哗、混杂，恢复了它难以界定的、包蕴无穷可能性的真实境遇。”梁鸿也关注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她以非虚构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在梁庄》，通过对一个村庄变迁史的书写，直面了当下农村让人刺痛的现实；《出梁庄记》则表达了遍布全国的打工者的生存现实，引起了很大反响。乔叶的《拆楼记》、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也都在关注当下农村的现实，但又呈现出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表现手法和风格特点。总体上说，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是稳扎稳打不断进步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原作家群坚定地立足于中原大地，从而获得了丰沛的资源和坚实的基础。中原作家群这种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沉稳的大气。

　　孙荪在《文学豫军论》中对中原作家群的这种特点用“根”、“生长”、“天空”三个主题词来概括，是很有道理的。他说：“豫军是有根的，他们过去的作品不离故乡的乡土，是在那种特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不仅具有乡土的‘根’性，而且具有‘生长性’。”中原作家群这种踏实的特点容易使作品缺少一些特异和锐利。正如自然环境，中原处于中国之中，生存环境不似西北那般严酷，又不如江南那般滋润，所以，河南人没有西北人那样的坚韧执着，也没有江南水乡人那样灵动机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河南作家厚重执着不如陕山作家，灵动飘逸不如江浙作家，但因此形成了包容、丰富、沉稳、大气的品格。

　　中原作家群作为自先秦绵延至今的庞大创作群体，深厚的传统为今天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全球化、网络化的背景下，中原作家群的创作也更趋丰富多样。所谓风格特点，也是就整体而言的，其实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创作也都分别具有各自的特色，如南阳形成了以注重艺术探索为特色的小说创作群体，周口形成了以关注乡土和农村变迁为特色的小说创作群体，新乡形成了具有南太行特色的创作群体，信阳、平顶山形成了以诗歌写作为主的创作群体，等等。这进一步表明，中原作家群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体裁、题材、风格、语言等都更趋多元化，一个更加开放、包容、丰富、多彩的创作群体正在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书写中国文学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