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南山，武陵渔夫所追寻的桃源，以及一切诗和画里面描写的自然景象，都可以算得在灵魂里放光明的自然。鲁枢元教授由此生发出自己的期盼：希望在后现代生态批评的语境中，跨学科、跨国度地阐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一丝清幽之光，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

　　不久前的新旧世纪之交，汉语思想界的几位学者曾有过一场满怀忧郁的对话，似乎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首先是即将辞世的著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B·Schwartz，1916-1999）为“过去千年的欧亚与非洲会议”的一篇未竟讲稿对“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然后是林毓生教授对史华兹的这篇讲稿作出的细致的导读，并在2001年春天的中国上海之行时，将其介绍给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读后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当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已从美国开端，并向世界各地蔓延时，史华兹的遗笔等于是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问题：“就人作为人而言，得到越多的物质享乐和满足，就能过得更美好更幸福吗？”我想，史华兹的看法大概是，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将会造成精神上的真空世界。

　　这就是说，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人们有可能普遍地失去灵魂，从现代大都市，到城镇，到农村。新近的转机在于，面对严峻的新世纪，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在着手与大自然结盟。西方文学中莎士比亚式的叙事已经远远不足，新世纪的人们还应当从中国的人文传统、文学传统中发掘“人与自然”的深层意义。

　　三位东、西方学者的隐忧，似乎也成了鲁枢元教授撰写《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动因与出发点。

　　立足于生态文化批评的视野，鲁枢元认定：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那放旷冲淡的本真天性、委运化迁的浪漫精神、返璞归真的自然诗学、淳厚质朴的田园理想及其清贫自守、悠闲度日的生活风格，也许能够成为吹向发热发昏的现代人群的清风细雨。于是，他投入6年之久的功夫，调动大半生治学的积贮，写下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既渴望为当代人的生态解困开辟一条精神通道，也希冀为国内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提供一个较为翔实的个案。

　　首先，该书认为地球人类是共同拥有一个“元问题”的，那就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人类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不但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在某一时期的精神状况，甚至也决定了人类作为自然中一员的生理状况。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或置若罔闻，或做出片面的、错误的回应，乃至酿成今日世界上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

　　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传世的作品并不多，为什么却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学史上获得如此崇高地位，被赞誉为“千古一人”的伟大诗人？那正是因为他为“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提交了一份独具特色的“答卷”。诗人陶渊明天性自然，崇尚自然，亲近自然，全身心地融入自然，自自然然地吟咏他心目中的自然，并且由于让生命因应自然而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从而为人们在天地间的生存提供一个素朴、优美的范例。对于诗人陶渊明的再度阐释，有可能为深入探索“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另辟蹊径。

　　该书进一步阐发：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乃至哲学家，一位汉文化圈的诗哲，甚至在世界诗化哲学中也应具备他的一席之地，这倒不是说他撰写了多少哲学著作，而是因为他为数不多的诗篇中饱含着丰蕴的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