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城南旧事》剧照
“这是我迄今为止获得最高的一个荣誉，也是一个纯粹的，专业的，不掺杂任何其他成分的荣誉。我特别珍惜，也感到无比荣耀，最后我要说的是，电影万岁。”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上，荣获终身成就奖的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上海市文联主席、著名导演吴贻弓的此番动情的感言引起全场长久的掌声，而吴贻弓在贾樟柯、陆川、王小帅、张扬四位“第六代”导演的陪同下一同领奖，也体现了中国电影人薪火相传的含义。
吴贻弓的导演代表作、拍摄于1982年的《城南旧事》曾创造了当年的很多纪录，作为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的活动之一，该片在北京中华世纪坛CMoDA艺术影院举行了特别放映活动。30年前拍摄的这部影片，在今天的大银幕放映别有一番慨叹和滋味在其中。同为“第四代”的郑洞天曾评价该片“感伤的故事沁着温馨，消逝的人物留下笑靥，凋敝的胡同别有情趣，这种‘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的情愫，赋予了《城南旧事》一种神圣感，淡淡后面透着凝重”。而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片尾曲响起，当影院场灯亮起，已是73岁的吴贻弓就坐在一群“80后”、“90后”的年轻观众中间，他激动得有些哽咽地走到台前，向观众深鞠一躬说，感谢大家能够专程来看这部电影。本报记者特别对吴贻弓导演进行了专访。
记者：拍摄于30年前的《城南旧事》此番再在大银幕上放映，看到您很激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吴贻弓：李商隐在《锦瑟》那首诗里写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想这也是我心里的感觉。拍摄《城南旧事》时，这些年轻的观众或许都还没有出生，他们中很多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或许是随父母一同来看的。听到他们在观影过程中的会心一笑，我也会笑；听到他们为故事情节所感染，为剧中人物的遭遇而抽泣，我也有同感。这种感觉，是观众沉浸在剧情中的感受，也是电影最大的魅力。
记者：现在看来您如何评价这部影片？
吴贻弓：总体来说，它是部慢热型的电影。现在是快速消费的时代，《城南旧事》不像现在的商业大片，红火那么一会儿。《城南旧事》已经30岁了，我们还保持着每年播出3次的纪录。当然，不是在电影院里播出，是中央台每年春节、中秋节、国庆节都会播放。每次播映后，都会收到观众的反馈，也映证了影片的“慢热”是有持久性的。
记者：其实在《城南旧事》前，您拍摄的“反思电影”《巴山夜雨》即已获得了很多奖项，那部影片在风格上的独特性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巴山夜雨》对《城南旧事》的拍摄有很深影响吗？
吴贻弓：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毕业生，1960年我导演系本科毕业进了上影厂创作室工作，担任导演助理，几乎跟遍了上影所有的老一辈导演艺术家，从沈浮、孙瑜、郑君里、徐韬到吴永刚。“文革”后，1979年我已是40岁出头的“青年”，第一次独立执导了短故事片《我们的小花猫》，这部电影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青年创作奖，获得的人民币200元奖励至今我仍保存着。1980年，在吴永刚总导演的提携下，完成了我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巴山夜雨》的拍摄，像很多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反思与伤痕一样，《巴山夜雨》也是一部“伤痕电影”，这部电影虽然在这股潮流中，却还是在风格上有一些不同的，比如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散文风格，使观众区别于情节剧的观影体验。我想我在吴永刚导演那里得到了在节制中珍惜情感的分寸，不在一枝一节上着眼，却从美学态度高屋建瓴地教诲，潜移默化地对《城南旧事》的拍摄产生很深影响。吴老在拍摄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对我讲，从银幕上让观众既看见导演，又看不见导演，这才是成功的导演。这就是说要处处有导演的构思和设想，却要做到体现的时候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很难很难的。
记者：《城南旧事》中已能深刻体会到这种自觉的实践，而且细节的真实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卖绿盆儿的、打糖锣的、换火柴的、出红差的……可以说是北京旧城的一曲挽歌。
吴贻弓：首先我想说这与当时的创作环境有很大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上影厂拍一部影片平均的资金是29万。但这部《城南旧事》花了57万，那时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已经过世的徐桑楚厂长是真正的电影事业家，他有这个魄力和远见，也促成了上影80年代的辉煌，正是他拍板追加资金拍摄了这部影片，影片最后拷贝发行回收了110万，可以说还是赚钱了。
另外说一个细节，很多人都以为《城南旧事》中大量北京老城的景象是我们实景拍摄，其实都来自上影厂美工们的巧手。别说现在北京天翻地覆的变化，30年前我们来北京拍摄时，其实已经拍不到林海音原著中描写的原汁原味的南城街道和胡同了。影片中除了西山红叶和“疯女人”家小院子是真实的之外，其他都是我们搭的景。当然，“疯女人”家的院子，在我们拍完之后，也拆了。那些胡同，街道包括影片中的“偷儿”躲藏的那块草地，都是我们上影厂的美工们在废弃的江湾机场实景搭出来的。当时的上影人真的很牛！
记者：据说读过《城南旧事》的剧本后，许多人曾因“没有戏”而替您担心，但您却并不把功夫花在“找戏”上，相反去探索电影对戏剧因素的消溶。现在很多导演都是拿着剧本先“找戏”，甚至拼命“加戏”，甚至强行“凑戏”，离开戏剧套子恐怕就抓不住观众。更有意思的是，很多观众都是先看了《城南旧事》的电影又去找小说来看，可以说《城南旧事》是文学改编电影的一个范本。
吴贻弓：台湾也曾拍摄过《城南旧事》，但林海音说她只承认我们拍的这部。影片开拍应该说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虽然影片本身并不直接反映某种政治内容。林海音1960年就出版了这本自传体短篇小说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公开介绍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渠道打开了，这部《城南旧事》便传到电影圈里，首先由北影厂的老导演伊明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剧本改编后，首选当然是北影，但因各种原因北影没有拍，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向上影大力举荐该剧本，上影厂领导一致肯定，拍板投拍。
记者：经常听到有观众问：您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导演怎么拍了这么一个京味儿十足的影片？
吴贻弓：黄宗江与林海音几乎同龄，他曾说，如果由他来写那时的北京，其回忆的准确性肯定不如小说作者，记忆力已被北京近年来不知不觉的变化磨损了，而我们这群不生活在北京的人，应该对北京更敏感，无论是它的过去还是现在。于是我们去寻找旧北京的那种“味儿”，我们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来作为总基调结构全片，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所有那些人物来表达那种溢于言外的感情，那种“旧”事的感觉一下子便出来了。散文化的作品的确改编很难，三段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构成的毫无联系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说的分段式结构，还是打散后重新交织？我们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这种情绪积累构成了特殊的味道。但我想说，这些都是《城南旧事》“这一部”影片的独特性。一戏一格，区别对待，才是真意所在。
记者：《城南旧事》令人慨叹的还有导演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对电影艺术规律的深刻研究，这在当下的电影创作者中已属罕见。可以说现在文艺创作大环境比较浮躁，太缺少对电影文学的用心把握、在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上的自觉探索和对各种细节的精镂细琢。
吴贻弓：有一次开会时一个记者就问我“现在还能不能拍出《城南旧事》这样的电影？”我说：“这个电影在现在不可能诞生。”因为这是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情，是在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深深的共鸣。在拍《城南旧事》的时候，我当时想着将来怕是没有多少人会看这部电影，也没有过多去想怎样去感染观众，只是想着如何把我十分挚爱和同情的这几个人物诚实地呈现出来，并通过这些人物让观众认识上世纪20年代旧北京的画面，我的目的仅此而已。我希望全体创作人员都去爱这些人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踏实积累到我们的影片中，但是有意思的是原本淡淡的影片，却间接地获得了一种浓烈感，这是一种通过观众实际感受之后补充加强起来的共鸣效果，是观众们“想”出来的结果，我通过这部影片才真正觉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