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十年来我国电影经历了一条曲折的、不平坦的道路。那么，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电影各个发展阶段进一步作较为深入的考察。

　　如上所述，我们肯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电影成绩是很大的。现在，我们也必须指出，在这段时间内，来自“左”的和右的主要是“左”的方面的干扰在某些时期也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建国起到一九五六年止的七年中，我国电影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是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的。

　　从一九五七年起不间断的一次又一次以反右为内容的政治运动波及和冲击了电影。在长时期内，把正确的当作右的倾向来反，明明“左”了，还要反右，一反就是敌我矛盾，而且搞封建株连。人们思想上的宁“左”勿右和恐右症的渊源便在于此。后果严重，教训十分沉痛。这种“左”的思潮和“左”的错误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由于我们对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源所有制改变以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结果。那个后来成为文革小组顾问的“理论权威”插手文艺和电影，起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极端恶劣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对于这种“左”的思潮和错误不断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特别体现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九六二年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等。

　　反右斗争扩大化对电影艺术发展的不利影响应该说是深重的。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文艺、电影界思想活跃，民主空气浓厚起来，针对当时实际存在的影片质量不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公开讨论。当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展开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专栏讨论。不久，钟惦棐同志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名《电影的锣鼓》的文章。许多同志怀着如何进一步繁荣电影的愿望参加了讨论，提出了诸如关于如何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关于艺术民主、艺术创作规律、艺术领导、电影管理体制以及电影审查等方面的问题。《电影的锣鼓》和《文汇报》的文章容有片面或偏激之处，但总的来看讨论是健康的，提出了不少切中时弊的意见，如果因势利导，从中汲取正确的意见，对我国电影的发展和繁荣必将起促进的作用。遗憾的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讨论错误地被当作“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事件，不少同志被错戴帽子，受屈多年。当时，党提出整党整风，某些同志对一些领导人或对某项具体工作提出意见也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再加上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并加以极不恰当的处理等等，这就极大地妨碍了政治和艺术民主的发扬，又如何谈得上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呢？例如，象一九五六年那样，在报刊上对于电影工作进行自由讨论的那种可喜的气氛几乎绝迹达二十年之久，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又恢复了这种讨论。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是今天的电影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么？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名讲话中，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今后敌我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据这一指示，文学艺术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可是在反右派斗争期间，集中批判几篇著名的被称为“干预生活”的小说，并给作者扣上了帽子，一时间，“文艺要干预生活”这一提法，被加上“修正主义思潮”和“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等各种可怕的罪名，这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包括电影工作者在内以极大的震动。当时制作的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以讽刺喜剧样式，描绘了一个脱离群众、吹牛拍马的官僚主义形象，遭到禁映的命运。从这以后，电影的现代题材在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中，更多是描写先进与保守或是所谓先进与更先进的矛盾。在长时期内，电影作品有相当一部分走向粉饰现实的歧途。我们丧失了一个通过电影艺术，通过形象用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讽刺喜剧也随之而从银幕上消失。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阴暗面，文学艺术要不要揭露这个阴暗面，或者说要不要勇敢地“干预生活”这些不言而喻的问题，却被当时的文艺舆论界作了彻底的否定，从而为现代题材创作设置了一个令人踟蹰不前的大禁区，而反映现代题材的作品之所以格外突出地存在公式化与概念化的毛病，不得不说，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在反右派斗争中，在文艺理论领域内，声势浩大地批判了一些有关论述现实主义的文章并把他们打成了毒草，这对于文艺创作包括电影创作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这些文章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着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个讨论能够正常进行，对于克服我们某些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通病，必将有所裨益。此外，一九五五年，我们批判了胡风的“写真实”论，但没有同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并不是不要真实。而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常识性的原理，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居然成为忌讳的东西，生怕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影响所及，在“四人帮”统治文坛之前，我们的某些电影作品早已存在一种艺术上的虚伪——不敢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人民的意志、愿望而说真话，不敢或不善于通过生活的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至于细节不真实更是俯拾皆是。因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声疾呼：艺术要真实！要为现实主义恢复名誉！这问题关系到我们的电影艺术要不要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问题，我们应该严肃对待。

　　一九五八年冬，在社会上“树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背景下，电影界也搞了“拔白旗”的蠢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五七年生产了一批好影片的同时，也放出了一部分思想感情不健康、格调和趣味不高，或具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影片。这本来是正常的情况，采取争鸣和引导的方式，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起先怕“放”，怕“乱”，怕出“毒草”，待“放”出来一些不怎么好的东西以后，便惊慌失措，草木皆兵。在这期间，那个“理论权威”乘机插手电影，他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把一些带有缺点或错误的影片打成毒草，并诬蔑广大电影创作干部“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用词尖刻，居心歹毒。接着就对一些影片进行了批判，插上了白旗，被扣上“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和排斥党的领导”，“歪曲党员和领导的形象”，“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美化知识分子”，“丑化工农群众”等等帽子。这种不正确的作法，其后虽有纠正，但留给电影创作人员的创伤是深刻的。例如，在作为白旗被拔掉的一批影片中，也有象《情长谊深》这样比较好的影片。它塑造了一个热爱祖国、正经历着世界观改造的我国五十年代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曾受到观众的喜爱，但被扣上取消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人出现）、同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宣扬资产阶级友谊等等罪名。从这以后，如果当代题材，不出现党的领导人形象就被视作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银幕上消声匿迹，偶以配角出现，也多在鼻子上架起眼镜，成为嘲讽的对象。写爱情、写友情、写人物的感情成为“危险地带”。这样，一些影片尤其是描写当代题材的影片能不干巴巴和雷同化么？而且，划地为牢，自缚手足，创作的禁区一天比一天扩大，创作的路子一天比一天狭窄，创作人员的苦恼也就一天比一天加深了。

　　一九五九年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一九六○年的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运动并未接受以往教训，文艺界、电影界继续受到“左”的干扰。明明这几年存在着“左”的倾向，却仍然一股劲儿地反右。例如，把党的总路线机械地、片面地搬用到电影艺术创作领域，出现了粗制滥造、不顾质量、闭门造车和限期交卷等不正常现象。稍有异议，就被当作右倾批判，乃至被戴上反对总路线的可怕帽子。在艺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忽视艺术、政治即艺术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写了两篇谈论应当注意学习和钻研艺术技巧的文章，就被戴上“右倾”和“修正主义”帽子，接受“旅行批判”。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不少来自老区、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创作干部，或受到批判，或受到党内处分，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影片《洞箫横吹》的作者张海默同志被加上“右倾”的罪名，开除党籍。在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中特别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也是批过了头的。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就被当作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批判，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就心有预悸，觉得是在“修正主义边缘上跑马”。随着政治斗争一阵紧似一阵，同时，又把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五子登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党内外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双百”方针不提了，人们“谈艺色变、谈情色变”，在创作人员中产生了“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消极思想。这才使得周恩来同志不能不亲自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讲话。

　　但是，“左”的干扰并未因此停止。一九六三年初，特务张春桥和当时上海的那个负责人别有用心地鼓吹“写十三年”。他们另搞一套，对抗“双百”方针。我们自己，也把文艺界建国十多年来的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开始了文艺整风。而那个“理论权威”又把他的魔爪伸向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了《兵临城下》、《北国江南》等一批影片。文艺界还大规模地错误地批判了“中间人物论”等等。电影工作者面对一重又一重的禁区，简直无法举步。实际上，早在一九六五年，电影创作已经面临秋风萧瑟的季节，没有制作出值得称道的影片了。

　　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左”的干扰的危害性，集中到一点，就是极大地妨碍了党的“双百”方针的顺利贯彻。可以这样说，自从党提出“双百”方针以后，由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左”的干扰，从来没有获得认真贯彻的机会。由于此，十七年来电影成绩虽然很大，不容抹杀，但也应该指出，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成就。

　　林彪、“四人帮”一上台，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恶毒地利用我们上述“左”的错误，炮制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纪要》，从而在文艺领域内形成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使电影界遭受空前的浩劫。他们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十七年党对电影的领导，否定十七年的电影成就，把十七年我国绝大部分影片打成毒草。他们摧残电影队伍，诬蔑这支队伍“烂掉了”，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对许多在党的培养下长期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冤案、假案、错案层出不穷，株连何止千万，致使许多同志含冤而死，家破人亡，或身残体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广大电影工作者则被赶下去“劳动改造”，长期剥夺工作和创作的权利。回顾这段艰难的历史行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罪行，不由得不表示极大的义愤！

　　林彪、“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电影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造成史无前例的空白期。一九七三年元旦，周恩来同志在接见部分电影工作者时，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控制下的电影工作。一九七五年，毛主席针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作了对于影片《创业》的批示，还指出，现在“百花齐放都不要了”。“四人帮”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把电影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大拍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一大批以所谓反“走资派”为内容的阴谋电影。事实证明，使我国电影毒草丛生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

　　“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也是他们那条极左路线肆虐的十年，其流毒之深之广，我们决不能低估。这是为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年电影实践所证明了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乌云已经过去，阳光普照大地，“四人帮”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电影又回到党和人民手中。广大电影工作者，克服自己身上的外伤与内伤，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战胜了重重困难，努力把电影搞上去，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但是，新的实践又证明，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肩负新的任务的我国电影发展的阻力仍然来自“左”和右的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怀疑、抵制和反对三中全会精神的极左思潮和否定“四个坚持”的右的思潮，从不同方面障碍着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障碍着我们用更快的步伐走向四化。但是主要的干扰还是来自“左”的方面，这是由于没有彻底肃清“四人帮”的那条极左路线的流毒所致。前一时期，文艺界出现的有的文章，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电影界也刮起一股邪风，可以称之为“春天里的寒流”，那就是那份广为流传的什么“报”。那些文章和这个“报”所表述的观点，无一不是林彪和江青炮制的《纪要》的滥调的翻版。当然，这些都是在大好形势下的支流，但千万不能忽视，相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在电影界，必须认真补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这一课，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高认识，明辨是非，从而破除各种条条框框，努力把电影搞上去。而当前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彻底批判《纪要》，肃清它散布的极左流毒。

　　建国以来，由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我们只注意反右、反修，而丧失了对于左倾机会主义的警惕性，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这一点以售其奸。他们是一伙反革命，没有冠冕堂皇的“左”的口号，没有貌似革命的伪装，连一天也混不下去。在文艺领域内，他们高喊工农兵方向，却绝口不提“双百”方针，没有“双百”方针，而侈谈为工农兵服务，实际只是空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我国电影三十年之经验，我们在付出了痛苦甚至血的代价以后，获得了如下一条深刻的教训：什么时候政治上安定，政治民主和文艺民主得到发扬，党的“双百”方针顺利贯彻，电影创作便呈现繁荣局面；反之，政治上动荡不定，政治生活不正常，文艺民主受到压制，党的“双百”方针被排斥，电影创作的生机也就衰萎。当“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绝口不提“双百”方针之日，也就是电影创作万马齐暗、百花凋零之时。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三十年电影创作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