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了尽快繁荣电影创作，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认为必须深入探讨和正确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加强艺术领导

　　积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强艺术领导的关键在于按艺术规律领导艺术，而其中心环节则在于真正实行艺术民主，放手贯彻“双百”方针。要做到这一点，解放思想仍然是当务之急。不从“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彻底解放出来，就不敢实行艺术民主，就会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就会荒谬地认为反对“长官意志”就是反对领导。不从“黑线专政论”彻底解放出来，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我们的电影队伍，就会时时担心所谓黑线人物的“回潮”。不从“题材决定论”和种种禁区解放出来，就不敢放手贯彻“双百”方针。有的创作人员说：领导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帽子和棍子的阴影还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怎能责备我“心有余悸”和“心有预悸”呢？这种心情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为了开辟广阔的艺术创造的新天地，而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这是正当的要求，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相一致的。

　　创作人员要求于艺术领导的不外三条。

　　第一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手贯彻“双百”方针。既然我国电影三十年的经验证明，“双百”方针是艺术繁荣的根本条件。就必须认真而不是敷衍地，长期而不是短暂地，坚决而不是动摇地贯彻“双百”方针。这是根本方针，不是权宜之计。必须记取三十年的教训，再也不可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冲击艺术了；再也不可画框子、定调子、设禁区、束手足了；再也不可草菅艺术生命，动不动就揪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大搞“五子登科”了。必须真正实行“三不主义”！既然要放，就不要怕。只有放才能出成果出人材。既然是放，自然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毒草，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信人民群众和广大电影工作者的鉴别能力，是非可以澄清，错误可以改正，认识水平可以提高。

　　第二条，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创作活动的实际，掌握创作思想的动态，摸清广大电影观众的爱好心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普遍真理。既然领导者的任务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那么加强调查研究就是当务之急。十七年中间，我们吃瞎指挥的亏很不少，这是记忆犹新的。至于盲目自满，刚愎自用，不从实际出发，用灵感代替政策等等恶习，在粉碎“四人帮”三年的今天也还不乏其人。

　　广大电影工作者要求坚强的领导，要求在贯彻“双百”中得到正确的引导。放手不是放任自流。当前，更主要的是把“放”和“争”引导到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现代迷信，反对极左思潮，肃清极左流毒这一斗争上来，从而为繁荣电影开辟道路。

　　电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新的创作实践必然会提出急待解决的新问题，活跃的创作思想也必然带来不同的意见和见解。要想善于引导，使“放”和“争”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及时地经常地掌握大量情况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及时地总结新的经验，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是十分必要的。周恩来同志一向主张文艺领导者和创作人员交朋友，要使创作人员有了解各条战线动态的机会，这对于扩大创作人员的视野，使创作人员的思想和党的要求相一致，是十分必要的。

　　电影既然是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那就必须力求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适应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丰富他们的知识和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既然我们的电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实践的检验首先是群众的检验。他们喜爱什么，不爱什么，憎恶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应该经常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就有一个向群众做调查，虚心向他们学习的任务。上上下下都应做这种调查。应当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这种调查。有了这种调查作基础，我们的创作才能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知道了电影所反映的生活实际，知道了创作活动的实际，知道了观众的实际，按照艺术规律领导艺术才不至流于一句空话。

　　第三条，狠抓电影队伍的建设。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悉心培养和爱护，我们党在十七年中有了一支忠实于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的好队伍。可惜这支队伍曾经被“四人帮”打散了，打乱了，其中不少的精华受到摧残。许多创作人员长期被迫脱离生活，脱离艺术实践。时至今日，有的老导演既慨叹于自己现在拍的影片反而不及过去拍得好。年轻一辈则缺乏实践锻炼，青黄不接已经成为大家痛心疾首的现象。目前，已开始出现一些初显才华的年轻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他们大多肯于学习、勇于探索，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电影要上去，要发展，必须大力建设四支队伍：创作队伍、理论队伍、技术队伍、管理队伍，缺一不可。

　　为了使艺术民主具有法律的形式，保障创作者的合法权利，消除心有余悸和心有预悸，以利于毫无顾虑、心情舒畅地进行创作和理论活动，我们建议来一项电影立法，用简明的条规确定创作和理论工作者的义务和权利，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双百”方针的实行。

　　第二、正确认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

　　文艺从属于政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反转来又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总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和改造生活，提高艺术审美能力，来为政治服务。“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就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因为政治不等于艺术，马克思主义只能指导而不能代替艺术。在艺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一种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否认艺术从属于政治，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世界上哪里有这种超阶级的艺术呢？另一种是从“左”的方面来的干扰，片面强调政治，取消艺术特性，忽视艺术规律。在后一个问题上，三十年来，我们走过大弯路，吃过大苦头，教训是惨痛的。把艺术问题看成政治问题，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理解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可有可无，以至于干脆图解政策，机械地配合具体政策。十七年中一直都提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是这个幽灵却始终附在我们身上，其主要原因在此。

　　政治就是无产阶级要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自然，当前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除此大框框，决无任何小框框。艺术，则必须保证个人创造的广阔天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达此目的而服务于政治。为此，创作者必须重观改造主观世界中一切落后于现实发展的东西，站在时代的前列，反映时代的要求，运用艺术这个武器，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我们的电影不是艺术多了，而是艺术少了。提倡学习技巧，通过艺术实践加强艺术表现能力，正是为深刻、正确而生动地表达作品的政治内容。社会主义电影的要求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对艺术和政治关系的片面、狭隘的理解，必然带来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片面、狭隘的理解。说中心，唱中心，说主题，唱主题，拔高人物，拔高主题等等荒唐的主张和做法的根源也在此。影片中枯燥的、呆板的、毫无新意、尽人皆知的空洞说教早已引起普遍的厌烦。没有比这种强加于人更违反群众观点的了。百年以前，恩格斯就告诫过：倾向性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使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不要把个性消溶到原则里去。马克思也不赞成把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艺术不是照抄生活而是用美的形象反映生活。这种反映通过创作者的头脑，他对生活的认识愈深广，他的作品告诉人们的也就愈深刻、愈丰富，其中必然带有创作者对生活的评价，对是非善恶的态度和音调。所以艺术作品的真善美是结合在一起的。真善美三者的基础是真，就是说，必须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和人民的思想感情相一致。艺术作品的善和美，首先由于它的真，由于它符合丰富多彩、象长江大河奔流向前的生活。这就是说，艺术作品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通过认识生活的作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决定善和美的首先是真。艺术作品的真善美是不能分开的。愈美，人们愈加愿意接受这个真和善，薰陶的结果，甚至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每一个革命时代，不是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因为看了革命作品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么？性格的美、思想感情的美、伦理道德的美、革命品德的美，也都是善，也都是真，因为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着的。所以艺术典型是真善美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愈完美，它的社会功能就愈广大，它为政治服务就愈有成效。

　　第三、贯彻“双百”方针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电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没有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思想深刻、丰富多彩的作品，这个方向就是空的。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曾经拍了百多部清一色的现代题材影片（有人叫它跃进片），方向没有问题，可是群众不理睬，其中绝大部分成了废品。这是离开“双百”讲方向的突出的例子（当然也还有粗制滥改和宣传浮夸风的原因）。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你是社会主义文艺家，你就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在银幕上热烈地歌颂社会主义新事物，同时无情地鞭打违反社会主义的一切，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文艺运动的全过程看，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不可免的。从右边来的修正主义思潮歪曲“双百”方针，否定社会主义方向。从“左”边来的教条主义取消“双百”方针，也就使社会主义方向成为空话。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决不能理解为“收”。如果你的思想感情是与社会主义不可分的，是与亿万人民的理解和愿望相一致的，你自然不会觉得一讲社会主义方向就是“收”，就是一种束缚。当然应当看到，当前借坚持口四项基本原则，妨碍百花齐放的情况确实存在，不论其动机是什么，效果都是在含苞待放的蓓蕾上撒下寒霜。这是错误的，应当反对。

　　世界是多样的，千变万化的生活是多样的，性格不同各如其面的人是多样的，艺术家的创造个性是多样的，他们借以表现生活的题材、样式，体裁、风格也是多样的，人民的爱好和趣味也是多样的，百花齐放的根据在此。

　　题材必须多样化，而题材问题，说到底是个人物问题。每一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成就是以所创造的典型为标志的，而文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也是以艺术典型为代表的。十七年的影片固然有了一个光彩的人物画廊，但与几百部的数量相比，在观众心上留下难忘印象的性格还是嫌少，而称得上典型的则更少。我们应当冲破题材上的一切禁区，打碎性格塑造上的种种规程，用奔放的思想感情，用自由的双手，调动电影艺术的一切手段，在银幕上映现各种各样、生动活泼、性格鲜明的人物，帮助亿万人民认识生活，辨明是非、善恶、美丑，帮助党和国家培养一代新人。

　　社会主义的文艺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表现社会主义的新人。在银幕上占主要地位的当然是今人。什么是今人？从“五四”运动直到今天的人物，都可以划到今人的范围。六十年分出两个时代：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和社会主义的时代。这六十年是怎样的风云变幻、波澜壮阔，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是经过怎样剧烈的阵痛，敌人是经过怎样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我们是经历了怎样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全国范围的胜利。有多少领袖人物，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可以尽情地讴歌；又有多少卖国贼，两面派，老奸巨滑者可以供我们抨击。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有多少先进分子可以成为银幕上的典范，又有多少败类可以成为反面教员。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两个历史时代，不只对我们自己这一代充满教益，也对世世代代，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有难于估量的好外。

　　近代史、古代史、远古史，又有多少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说不尽的种种人物都可以活动在银色的天下。还有多少文学和戏剧的名著、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供我们改编。总之，思想一解放，视野一扩大，汲取不尽的题材海洋自然涌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描写古人，也还得熟悉今人。我们的经验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直接经验的底子愈薄，利用间接经验的可能性就愈小。写烈士固然不要自己也去殉难，一个未经任何坎坷而心灵渺小的人可是难于想象英雄的精神世界的。对于一代青年作者，还是应当提倡深入当今火热生活，这不只是一个汲取艺术材料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学习社会、提高认识能力、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四人帮”出于阴谋篡权的需要，把出题作文说成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特点，这是荒谬绝伦的。是些好心的同志之所以接受这个论点，除了对“长官意志”迷信，定还出于对艺术主题和艺术题材的误解。题材是经过作者选择和提炼的生活材料，其中已经包含了创作者思想感情的活动和想象概括的活动，因而已经包含了主题的因素在内，但还不是主题本身。主题则是包含在全部形象结构中的思想内容，这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逐步显示出来的，而不是用一句话说出来，或一首歌唱出来的。

　　第四、借鉴和创新

　　艺术不承认样板，因为陈陈相因只能破坏艺术，因艺术的本性是要求独创性的。为了创新，必须借鉴。借鉴和不借鉴，“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世界电影的黄金时代，其间有许多优秀作品很值得我们研究。我国三十年代的进步电影具有革命性和民族化的特点，这个传统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影就其思想内容的总倾向看，是与那个世界的精神崩溃相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列宁关于一个民族必然有两种文化的教导。有一些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描写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倾轧，表现金钱社会的虚伪和欺诈等等的电影，其中有许多艺术手法很值得我们吸取。电影这种世界性的艺术最便于文化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些年来世界电影在艺术技巧和技术上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也必须重视，并加以研究。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受苏联电影的影响是很大的。应当承认，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初期的苏联电影是好的，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所公认的。当年我们学习苏联电影，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因为我国电影还处于幼年时期，不免有处处学步的弱点。

　　今天，我们的借鉴机会多了，但是仍然与创作人员的需要相去很远。这种状况必须很快有所改变，否则对于电影的提高是不利的。

　　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创作者除了研究电影本身，也还有一个向各种姊妹艺术学习的繁重任务，举凡中外古今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等，都要放在视野之内，这里不必多说了。

　　借鉴是为了创新。无产阶级文艺家最懂得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也最懂得生搬、硬套、抄袭、模仿是最没有出息的。

　　创什么新？新生活、新人物、新思想、新感情、新情节、新意境、新构思、新手法、新风格、新流派等等，一句话，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新。我们要下大决心，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扫除意念老一套、人物老一套、情节老一套、构思老一套、语言老一套、手法老一套和其他种种老套。我们的电影要想获得亿万观众的心，就必须“言前人之所未言，发前人之所未发”，让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创新有功，墨守陈规无益。当然也不能求全责备。不论是内容，是形式，是技巧，又不论是导演，是表演，是摄影，是美工等等，只要有一着之新，就应当被肯定，受表扬。全国电影界要造成一种学习钻研的风气，提倡苦苦追求的精神。“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事不必学，但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应当效法的。

　　在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间，每当“左”的教条主义君临影坛的时候，一讲创新就必然挨棍子。（“四人帮”用黑手扼杀一切艺术生机的日子这里不必再提了。）结果是谈新色变，谈艺色变，谈技色变。为了从根本上拔除这种“左”倾幼稚病，我们要大胆谈新，大胆谈艺，大胆谈技，要谈到发迷的程度。任何一门科学和艺术，不迷上去是不能有新的突破和高的成就的。我们提倡创新的闯劲，期待着创新的闯将，同时也爱护创新中的失败英雄，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艺术的内容决定艺术的形式，形式显现内容，就是常识。所以形式的革新总是以内容的革新为条件。我们不少影片的旧，不但旧在形式，首先旧在内容。许多外国影片新在形式，新在导演手法和摄影技巧等等，但是内容贫乏，甚至反动。这一类影片的形式和技巧我们仍然可以有所汲取。总之，只要有利于表现新内容，一切形式和技巧都可以拿来应用。既然提倡创新，也就要百花齐放，就不要怕出怪胎。只要承认实践的检验和群众的检验，出了怪胎也正好由大家来解剖和分析，对于弄清艺术的是非反而是有利的。

　　为了创新，我们必须懂得艺术发展史和电影发展史，否则有可能把老掉牙的当作新东西来展览。化腐朽为新奇的本领是好的，拾人牙慧而沾沾自喜是不好的。还有，创新不等于猎奇和炫奇，不等于在电影蒙太奇上玩弄花样。古往今来，伟大的艺术家都不把炫耀新奇看成创新的正途。连黑格尔都说：“如果它（指艺术——引用者）缺乏真正的内容（意蕴），它就还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美。”“独创性应该特别和偶然幻想的任意性分别开来。人们通常认为独创性只产生稀奇古怪的东西，只是某一艺术家所特有而没有任何人能了解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独创性就是一种很坏的个别特性。”（《美学》357页，363—364页）

　　电影的民族化也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题目。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在这方面有所探索，也有一定的成就，这应当及时地加以总结。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只要我们刻意研究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形态、社会风习、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等等，用电影艺术的形态给以充分的表现，我们就会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电影。凡是运用外来的艺术形式表现本民族的生活，自然就有一个民族化过程。我们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地方色彩也应当作为民族化的一个因素放在视野之内。为了探讨民族形式，我们还必须从民间文艺和我国的古典戏曲、绘画、音乐等等主面吸取营养。

　　我们应当树雄心，立壮志，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全国人民新长征的步伐。我们伟大的人民应该享有电影的上品和珍品。我们伟大的民族在世界上占有崇高的位置，我们的电影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上，在艺术的完美性上也应当站在世界影坛的前列。在这个崇高的目标前面，我们应当深切感到自己的不足。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很不够用的，我们的社会生活知识是很不够用的，我们的艺术知识也是很不够用的，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电影，为了培养一代新的电影创作队伍，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学习和研究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