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实习生 张卉
　　吴树
　　文化学者、作家、记者、国家高级电视编导。中国电视艺术家、电影家协会会员。曾作为知识青年下放赣北农村当农民，续任中学教师、图书馆馆长、地方电视台台长等职。曾著有中篇小说《野草莓》、《明天的太阳》、《进化森林》等；电影文学剧本集、纪录片和文艺专题片分获国际、国内专业大奖；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文物黑皮书”之一《谁在收藏中国》、之二《谁在拍卖中国》、之三《谁在忽悠中国》，这三部书影响很大，他被誉为“收藏界深喉”。
　　“盛世收藏乱世金”，在全球经济冷风飕飕之时，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似乎显示出烈火烹油的盛世景象。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交易额为585亿元，年增长率达177%，其中黄庭坚书法作品《砥柱铭》以4.368亿元成交，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价的巅峰。2011年，中国收藏市场方兴未艾，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元成交。这样的结局，甚至让不少行里人感到错愕。“想赚钱，搞收藏”，真的吗？吴树“中国文物黑皮书”系列告诉藏家一个残酷的现实：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真的会掉陷阱。历时数年，三部曲全方位地解释了中国文物收藏界的乱象和幕后真相。
　　盗墓贼和我很认真地探讨问题
　　羊城晚报：你的三部书被誉为“文物黑皮书”，使你成为文物“打假”名人，正如方舟子等打假名人所遭遇的阻力，你在做这些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力？
　　吴树：还真的没有遇到麻烦。我写的书是为了说现象，不是坏某个人的生意或者名头，所以即使他们知道我是谁，也不会给我阻力。有一次暗访盗墓，我假扮文物经纪人，没想到盗墓人当时竟然拿出台摄像机，里面就有我在某个电视台做节目的片段。但是他也不在乎，还和我很认真地探讨问题，我写书的目的是通过案例去揭示现象，给世人警示，而不是专门针对谁。
　　其实很多文物收藏的行内人都很认真地读过我的书，知道我损害不了谁的利益。一说拍卖公司，这几本书根本动摇不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利益链条；二说做高仿的手工艺者，第一次在北京电视台中做节目，李广琪【笔者注：在景德镇有自己的品牌和瓷窑，出品的高仿瓷器以假乱真，甚至被海关以文物走私论罪。】也来了，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写的是我吗？”，他根本不恨我，因为做高仿的人是把产品当高仿品卖，而不是当真品卖，他们正大光明。要说谁恨我，可能就是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家巨型拍卖行，有几次这两家公司的人听说我要上某个节目，马上就不去了，不愿意和我同台，因为我写了他们的坏话，但是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而保利、瀚海这些国内大拍卖行，也不恨我，一是我没点他们的名，二是他们觉得我骂的是中小拍卖公司。
　　总之，我没有跟谁过不去的意思，我是跟无能的部门过不去。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讲清楚，谁发了财、谁是既得利益者。
　　羊城晚报：谁是既得利益者呢？
　　吴树：盗墓者没有发财，当然盗墓不是好事，自古以来这都是犯罪的，但他们的所得是很低的，除了一些盗墓发达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冒着坐牢的危险，挣个几百元、几千元；做高仿的也一样，前些年做得好的高仿，通过中介卖到拍卖行，能卖出十几万元的好价钱，但大头也不是他们拿，现在做的人多了，只能卖几万元，也是辛苦钱；鉴定专家挣钱也不多，开一个证书也就几千元，要国家级专家才能拿到过万元。金缕玉衣是一个特殊的案子，一个专家也就拿了几万元。那么谁得利？拍卖集团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拿到了高额的中介费；贪官污吏，收到礼物后，只要拿出去二次包装，（假的）全变成真的，贪官污吏是既得利益者。
　　羊城晚报：你书里边进行很多的暗访调查，甚至去看人盗墓，你通常怎么得到这些做假信息呢？又怎么能获得造假人信任而亲临现场呢？
　　吴树：我最初并不出名，从潘家园开始，前往北京、景德镇、河南、蚌埠等各地，结识方方面面的专家、盗墓的、走私的、中介的都有，常常是你介绍我，我介绍他，一点点学习积累，逐渐构筑起一个人际关系网。我到过盗墓现场两次，怎么能到现场？一是我说的是内行话，在文物贩子那里，我是叫“老张”的文物经纪人，国内这种经纪人本来就不少；二是我用“包坑”的形式来诱惑盗墓者，也就是在没有挖开古墓之前，就事先说定一笔价钱，无论有没有文物、挖出什么文物，这笔钱都肯定给盗墓者，这种方式也能说服盗墓者带我到现场去。走私是通过内线介绍，我当时的身份是买主，姓张，现在就不行了，那些人都认识我了，再做暗访很不容易。
　　“打假”需要不“打眼”
　　羊城晚报：我知道，你之前是位电视台记者，文物研究并不是你的专业，而“打假”是需要专业知识和理论的，也就是说，揭露假之前必须要识得真，请问你的这些“真”的知识从何而来？
　　吴树：我以前对收藏一窍不通。从前在电视台工作，写电视剧，一集200元，哪里有钱去搞收藏？这东西没钱你买不动的。以后当了九江电视台台长，收入也不高。我记得第一次收藏很有意思，那是2003年，我因为到北京治病，为了排遣痛苦，跟着朋友去潘家园逛，买了几麻袋的假东西。后来2004年回到九江，我台里一个记者就说：“我知道一个村庄，在陶渊明故居附近，一个老百姓挖地，挖出一窖高古瓷来，你去看看？”我说看看吧，买肯定是买不动，高古瓷还得了？明清那些东西已经那么贵，高古瓷肯定更贵，因为我只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实际上现在市场上高古瓷真的是比较便宜的。去到现场一看，老百姓正在拿稻草搓瓷器，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在杭州搞收藏的朋友，说这里发现什么什么。朋友就问我东西长什么样子，我拿起一个鸡头罐，也不知道什么，就说“有个动物头的”。电话那边就问“有尾巴吗”？“有，尾巴像个火炬。”“头是昂着的，还是匍匐着的？”“匍匐的。”“那是西晋的鸡头罐。”
　　我又下地，看地里的砖头，上面每块砖都刻了花，水藻纹很精致。朋友在电话里说“那就是西晋的东西”。我说“要花多少钱买这个鸡头罐？”专家说：“200块吧”。我以为他们说的是行话，“一块”可能就是100元或者1000元，我还问“到底多少钱？”人家不耐烦了：“两百元人民币，懂了吧？”这样，我就问老百姓，200元你卖不卖？老百姓说不卖。我又问电话里的专家“人家不肯卖啊。”“2000也买！”我当时就奇怪了，买古董价格怎么是这样的？！专家又问：“你问问他一共几件？一起买多少钱。”老百姓说“十件”。我就问：“老乡，这一共多少钱？”“1800。”我就喜不自禁：“我给你个整数，2000！”
　　东西买回去，学生们还笑我，说吴老师今天来扶贫了。到北京以后，我挑了其中一个最小的、西晋的水盂【笔者注：古代文房用品】，那个灰色釉保存得比较好，去一家鉴定行请教。鉴定人说“西晋的”，我问值多少钱，他说“200-300吧。”我就想那我还没亏啊，谢过就往外走。一出门，专家把我拽住，说你别走，你要多少钱才肯卖？我一想，也行，我试试究竟值多少钱吧。就问多少钱肯要？他说“6000。”我说不卖。他又一拽，“两万。”我还是没卖，我又不缺钱。
　　但就是这样，我就开始对收藏真正感兴趣了。因为朋友比较多，我买东西，也常常请他们掌眼，但掌眼也不成，还是买了不少高仿【笔者注：仿造得比较真的赝品】，但一边吃亏一边学，再加上请教各种人，慢慢的，鉴定知识就丰富起来。但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就不会“打眼”【笔者注：赝品错识为真品】，我比较喜欢高古瓷，对这一类比较擅长，但对明清瓷和其他种类的古董文物，我也不敢说看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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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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