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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也家何在 悠悠天地间

时间:2014年01月07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充闾

  庄子为宋国蒙人,在唐代之前已有定论,但是宋代以后,开始出现了不同说法,“楚蒙说”、“梁蒙说”、“齐蒙说”、“鲁蒙说”相继出现。除了国属,争议更多的是庄子出生地。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地对文化名人加倍重视,竞相挖掘这类文化资源,延聘专家学者参与认证,从而论辩此伏彼起。概括起来,大致有“河南商丘说”、“河南民权说”、“山东曹州说”、“山东东明说”、“安徽蒙城说”等五种。千古哲人庄子究竟“乡关何处”?著名作家、学者王充闾先生通过三次实地访察与调研,给出了他的回答。 ——编 者

作者在河南商丘(民权)访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庄周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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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湖泽密布的地形地貌——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

  算来,结缘庄子已经六十多年了。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六个年头,“四书”、《诗经》、《左传》、《史记》都读过了,塾师确定:从是日起,诵读《庄子》。那是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亲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亲时,在邯郸书局买到的。上面有晋代玄学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陆德明的音义解说。不过,老师并没有参照着讲。即便是《庄子》正文,讲解得也并不细致,只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领读一遍,提示僻字、难字读音,然后就要我们反复诵读,直到熟读成诵了,再进入下一章节。要说真正把玩它的奇文胜义,体验到一些灵识妙悟,那是中年以后的事。当时只记得,先生说,庄子是他的河南老乡,出生地大约在今商丘东北、考城以东那一带。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已然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而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不时地走进魂梦之中。按照孟老夫子“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的训示,我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屐痕,体味他的灵思,亲炙他的遗泽。这个愿景终于可望实现了,可是成行之日,却又有些踌躇,因为弄不清楚他究竟“乡关何处”,像宋人诗中所说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间。”

  记述庄子的行迹,最早也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史记》。但司马迁惜墨如金,只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记叙了二百三十四个字,说“庄子者,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国属、里籍,统付阙如。在这种情况下,历代治庄学者就只好到他的著作中去钩沉、寻索了。当然,这也并非易事。晋人郭象在《庄子序》中就曾说过,观其书,自以为“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说得神乎其神,令人望而却步。但舍此更无他途,毕竟原著中还是闪现着作者不灭的灵魂,依稀散发着微煦的体温,留存了他大量的生命印迹。

  关于庄子的国属,《庄子·列御寇》篇有宋人曹商“返于宋,见庄子”的记载;又谓“人有见宋王者,锡(通“赐”)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皆证明庄子乃是宋国人。再就是,《史记·宋微子世家》篇,有唐人司马贞的《索隐》,里面征引了一段《庄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桓侯当时是宋国君主,名字叫“辟”,而前驱开道的人不知,迳直呼“辟”(让行人避道、回避)。蒙人出于对国君的敬畏,便出面制止这种无礼行为。可见,战国时蒙地属于宋国;而且,“未出城门”,就有蒙人制止呼“辟”,看来蒙地距离宋国都城是比较近的。

  学者还征引略晚于庄子的韩非的论述。《难三》篇中记载,韩非在向国君阐述以法、术、势治天下的思想时,说:“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必得之,则羿诬。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此语出自《庄子·庚桑楚》篇,可见“宋人”系指庄子。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别录》云:“庄子者,宋之蒙人也。”其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句注云:“名周,宋人。”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写过一篇《髑髅赋》,里面拟庄子自白:“吾宋人也,姓庄名周。”东汉时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亦云: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出生于东汉末年的皇甫谧在《高士传》中也说:“庄周者,宋之蒙人也。”看得出来,两汉人士对于庄子出生于“蒙”,“蒙”属宋地,是一体认同的。而且,这一结论也为晋、唐时期绝大多数治庄学者所接受。比如西晋著名学者兼军事家杜预就说:“宋国梁地有蒙县,蒙为宋县,可知(庄)周为宋人。”

  宋国,为商纣王的庶兄微子的封地,都城设在商丘。其疆域在今河南东部,并领有山东、江苏、安徽一部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势日衰,辖区有所缩小,但直到灭亡之前,宋国始终拥有商丘及蒙地。这里一直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对接地带。由于土地平旷,交通便利,与周边各国往来频繁,因而形成了以殷商文化为基础,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广泛接受多种文化影响的特色独具的文化质素。

  庄子为宋人,在唐代之前已经成为定论,并无异议;但是,宋代以还,开始出现了不同说法。首倡“楚蒙说”的为北宋的乐史,接下来,王安石、苏轼、张耒,南宋的罗愿、郑樵、朱熹,明代的归有光,清初的王夫之,现代的王国维,都认定庄子出生地之“蒙”,在楚而不在宋。此外,还有“梁蒙说”、“齐蒙说”、“鲁蒙说”相继出现。初唐的魏征在《隋书·经籍志》中,即有“梁漆园吏庄周”的说法;陆德明也说:庄子“梁国蒙县人也”。主张庄子为齐人的,古时有南朝僧人智匠,今人有教授蔡德贵等;主张“鲁蒙说”者有近人王树荣等。但二说影响有限,从之者甚少。

  除了国属,争议最多的是庄子的出生地。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各地对文化名人加倍重视,竞相挖掘这类文化资源,延聘专家学者参与认证,从而论辩此伏彼起,争辩不休。概括起来,大致有“河南商丘说”、“河南民权说”、“山东曹州说”、“山东东明说”、“安徽蒙城说”等五种。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带上《庄子》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战国卷》,还有一些治庄学者的论辩文章,在二十多天时间里,往返于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踏访了上述一些地区。三次访察的重点有所不同,方法各异: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访察,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沿着《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制定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郸、大名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鲁、赵、楚等国的部分辖区,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最后这次,在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掌握了一些新的线索。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湖泽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已经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迥然有异。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古籍中提到的勾渎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泽、孟诸泽等自然景观,已经百分之百地变形了,甚至从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说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饮食男女,生育死亡,饥馑流离,刀兵战乱,伴随着悠然远逝的碧水清风,荣枯代谢的庭花岸柳,尽数淘洗得杳无踪迹。

  道理很简单,由于今昔政治社会的变迁,加上长期生产实践对于地理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此间处于黄泛区,黄河几十次泛滥、改道,泥沙层层淤积,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烟,已经完全改变了形态。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当年欧阳修滁州访古,苏东坡赤壁夜游,所接触的景区的嬗变,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三阅月,他们却分别发出“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而今,“岁月其徂”,两千三百年过去了,还能指望留存什么遗迹呢!

  一千九百年前,东汉的张衡在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以科学家而兼文学家的超常想象力,悬拟与“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的庄子的髑髅,展开一场凿破时空、混同幽明的对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却有着更大的胃口,幻想着依托梦境——这人类永恒的美学资源、无穷无尽的心灵财富,能够同庄子本人做一次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当斯时也,心中记怀着宋人张耒“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的诗句,同一位绝古空今的前贤往哲,作一番祛除时间界隔的晤对,那该是何等惬意的满足啊!

  也许,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着他的物质家园那样,庄子当日也正在昼夜躜行,寻觅着他的精神家园。西哲不是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吗?“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闻一多语)这个“家园”,非是物质,纯属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内心。所谓回归家园,亦即归根返本,亲近本源,回归自己的本性。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我仿佛看到,在那“还乡”之路上,庄老先生穿着一袭缀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上系着绑带的草鞋,肩背一个破旧的行囊,晓行夜宿,穿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间。困乏劳顿之态,令人心生哀悯;但他却乐此不疲。寻寻觅觅,大自然予他以无尽的充实、无穷的逸趣:“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篇);而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与生生不已的物种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奥蕴深邃、繁富多彩,从而激发了活力、启迪着灵思,强化超常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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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濠水悠悠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黑黝黝的水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关于庄子的墓地,询问当地几位故老,都说早年听说过,可是具体地点谁也不清楚。

  新世纪以来,山东东明关于庄周故里的研究论证活动,十分活跃,先后召开过三次研讨会,整理出一大批文字资料。实际接触中,一个突出印象,是这里研究庄学的人士,意志坚定,兴趣浓厚,而且脚踏实地,投入大量艰苦细致的劳动,就中以李福禄的学术考证和王守义的碑碣发掘,最为突出。

  《史记》中说,“(庄)周尝为蒙漆园吏”。那么,漆园在哪里呢?东明学者依据唐初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关于“漆园故城在曹州宛句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的记载,并参照明《一统志》载:“漆园城在东明旧县(今东明集村)东北二十里,今名漆园村,内有庄子庙,以其尝吏于此也”,认证东明县陆圈镇裕州屯为漆园遗址。此论亦见于明《濮州志》、清《山东通志》、《曹州府志》。而且,他们还找出地下文物为证,近年在当地挖出多块与庄子有关的明清石碑,其中一方有“庄子为吏处”的明确记载。

  他们还从《庄子》一书中找到古濮水、古黄河与东明的关联:《秋水》篇称“庄子钓于濮水”,说明他的住所当离濮水不远。这条河流今已不在,战国时期,济水流经今河南封丘一带,分出支流是为濮水,尔后与济水平行向东,东明恰好处在两水之间,更接近于濮水。《庄子》书中至少有两处提到黄河,一是庄子家贫,往贷于监河侯,间日而至。这个“侯”所监测、管理的“河”应该就是黄河,而且,工作地点必然在黄河岸边。庄子走了将近一天,大约是几十里路程吧;二是《秋水》篇说:“秋水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也是指的黄河。水势之大,竟至“两涘渚崖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出来了,肯定是庄子当日所亲历亲见。现在的东明,西部与北部都有黄河流过。那天,当地学者陪我看过。时届春末,河水尚未暴涨,但那种滔滔滚滚的气势,也是十分壮观的。

  陪同人员说,东明地处平原地带,这里的山多为几十米高的丘阜,积土而成。此间的南华山,还有县内沙古堆的白云山,龙山集的龙山,都是这样。经过两千多年的流水冲刷和风雨剥蚀,高度大大削减。当地久有传闻,庄子就在南华山下结庐著书;死后,葬在百米外的龙山夏商文化遗址的高阜上,其所在地就名为庄寨村。关于此地的庄墓,《大明一统志》亦有记载。那天,现任“庄氏宗亲会”会长庄廷阁女士还告诉我,从《庄氏族谱》得知,庄子一脉传到今天,已有七十九代,其第五十八代嫡孙庄全来此定居后,当地始有“庄寨”之名。

  出东明,经菏泽市区,南行到了曹县。先后会见了当地学者萧若然与潘建荣。他们研究庄子有年,都坚定地认为,“庄子,蒙人也”之“蒙”,在今曹县,并为此写出多篇论文。他们征引唐代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中所记:“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援引了这一说法,并加注:“其地古属蒙县。”近年来,在曹县西北部的地下,挖掘出记载唐玄宗册封庄子为“南华真人”的石碑。唐代李吉甫所编《元和郡县图志》说:“宋州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据考,小蒙城在今曹县西北,县境内尚有漆园城、庄子观以及庄子垂钓之濮水、钓台等遗迹。

  “可是,东明学者却说这些遗迹都在他们那里,这又如何解释?”我问。

  潘建荣说:“实际上,这些遗迹大多数都在曹县地面上,或者扩大一点范围,是在东明、曹县所归属的菏泽辖区内。东明县过去不论从地缘上,还是历史文化上,都和庄子搭不上边;要说发生联系,是在金代正隆年间,为了避开河患,东明县城迁往黄河北岸冤句故城之后;特别是明弘治年间再次迁到濮水北岸的南华之境,这才和庄子挂上了钩。”

  于是,我又实地考察了南华山遗址。当地学者认定,从李庄集所在的南华故城往西延伸三十里,直到东明县菜园集庄子庙村,这一带连绵不断的土丘,就是当年的南华山。明嘉靖年间修撰的《山东通志》记载:“曹有南华山,世传为庄子棲隐之地”;“(庄周)隐于曹州之南华山,因名其经曰《南华》”。当地村民也世代口耳相传,庄子曾隐居南华山,死后即葬在龙山遗址上。战国时,此地周围尽是长满漆树的高大土丘,环境幽雅,交通闭塞,远离干戈扰攘,在此隐居,当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处所。

  交谈过程中,大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要弄清庄子出生地,核心问题在于“蒙”在何处。因为庄子为蒙人这个结论迄无争议,可见,蒙之所在即是庄子之故里所在。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庄周,《汉志》云宋人,《史记》云蒙人,尝为蒙漆园吏。汉蒙县故城,在今河南商邱县东北,故宋境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也说: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当代庄学史专家方勇先生认为,庄子故里应在今商丘市东北,古称蒙县。我是认同吕思勉、范文澜、方勇先生关于庄子故里的判断的。这里,想根据实地所见,做一点补充:蒙邑或者蒙县,在商丘东北,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得到考古成果验证。2005年去商丘访问,听当地学者介绍:六年前,中美联合考古队考古发掘,发现商丘古城遗址呈叠压形,最下层为东周宋城,中为汉唐睢阳城,最上为明商丘城。东周宋城共有六门,其东北门称蒙门。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凡宋城之门,皆以所向之邑名也。”就是说,蒙邑在商丘故城东北方向。康熙年间《商丘县志》载,商丘城东北四十里,为汉代蒙县县治所在地,庄周故里在此。

  实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学者陪同,我还看了现存的传说中的庄子遗迹。蒙墙寺西向偏北约五公里,今民权县老颜集乡唐庄村有庄子墓,为圆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时立石碑一通,上有阴刻“庄周之墓”四个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镌刻着州县官员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蒙墙寺向北偏西约七公里,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村落范围不大,两条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绍,现在的北街原为古巷,称为“庄子胡同”,系庄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为庄子讲学堂,后毁于兵火、水患。在“庄子胡同”的东南隅,有一口古井,名为“庄子井”。井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黑玉,泉清而味甘,传说为庄子汲水处。

  民权县对庄学的研究起步较早,这里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治庄学者。他们告诉我,民权县的两处庄子遗迹,原来均在考城,是1956年划过来的。历代有许多诗人到此凭吊庄子,咏怀述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地人士的题咏,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故老传闻,耳濡目染,更是“其来有自”。南朝诗人江总有“玉洁蒙县,兰熏漆园。丹素可久,雅道斯存”的咏庄诗句。江总是考城县江集村人,生在公元六世纪之初,自称是庄子的异代同乡。

  1997年,经行楚地,曾有淮西之行。那天,我在县志办主任陪同下,途经凤阳城,前往古钟离郡的临淮关,走访了“濠梁故地”。

  郦道元《水经注》有“濠水北入于淮”的记载;唐人成玄英《庄子疏》中指出:濠水“在淮南钟离郡,今见有庄子之墓,亦有庄、惠遨游之所”。途中,我诵读了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凭吊这一遗迹时所写的《濠梁》七律:“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话音刚落,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同行者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又过了二十几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县志办主任莞然一笑,说:“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千多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一番妙喻,博得同车人齐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但是,不看还好,一看竟然大失所望。濠水悠悠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黑黝黝的水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关于庄子的墓地,询问当地几位故老,都说早年听说过,可是具体地点谁也不清楚。世异时移,沧桑迭变,一切都无复旧观,不仅人非物亦非了。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鯈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

  十五年后,我又访问了皖北、淮西的蒙城。这里和东明、民权一样,也拥有一支既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又十分热心庄学的研究队伍,而且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在蒙城参加过三次座谈会,同夏茹冰、马杰等当地学者进行了深入交谈。听着与会者的方言土语,联系《庄子》中一些楚地神话故事、人物形象,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心想,这当是一些学人顽强坚持“楚蒙说”的一份依据吧?他们还为我提供了有关“楚蒙说”的大量论文、资料。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再就是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诗,就中有“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句;比较集中的是朱熹的一些论说。《朱子语类》中有“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的说法,其依据,是“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他还论及《庄子》的奇异特色与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但方勇先生认为,“蒙城县为庄子故里之蒙,实属无稽之谈”。西汉至唐初并无此蒙城,汉代这里为沛郡山桑,直至唐天宝二年,才改称蒙城县。显然,此蒙城与庄周“为蒙漆园吏”之“蒙”,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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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生前的活动范围,宽泛一点说,大致在今豫、鲁、冀、皖四省范围内。其国属为宋。世居蒙地。至于其故里所在,当为宋国都城商丘的东北部。

  各有所据,言人人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一是,《庄子》一书本身带来的困惑。我们的传主庄老夫子不仅自己披露得过少,而且,即使偶尔述及,也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

  二是,历史上多种因素,导致问题更趋复杂。六国时期,由于征伐、兼并,有些地区或为宋辖,或为梁辖,或为楚有,或为齐有,变动比较频繁;秦汉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庄子有关的豫、鲁、皖诸省部分县市,区划、建置时有调整,地名屡经变更,许多地方实同而名异,或名同而实异;加上后世出于种种缘由,如魏晋崇尚玄学、唐代南华封仙、宋明重文尊古,以及道教向民间延伸等,许多地方出现了庄子祠、观、钓台、漆园之类的纪念性建筑,都增加了庄子籍里考订的难度。

  三是,地理方面的特殊情况。庄子故里及其生前活动区域,处于中原地带,离古黄河较近。民间说法,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意为上游在山谷间,石锁峡束,从不泛滥出槽;入海处像摊开的扇面,从容舒展,也比较固定;唯有腰部——大约指河南、山东的黄泛区,河道淤积严重,黄河成为“悬流”,堤防无力承受,任凭洪水肆虐,翻滚无定。这样,许多古代遗迹便都淹没于地下,无从查考;由于水患频仍,不少村落、城址更是不断迁徙,后人难以认定、辨识,必然歧见纷呈。

  四是,还有一些人为造成的原因。近世一些地方官员、耆宿,为提高本区域文化品位,扩大知名度,在组织修志过程中,往往按照历史某一时期的建置、区划,作选择性的取舍,收录历史名人于本州本县,以壮声势,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确认的难度。再就是随着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的变化,庄子后裔大多向邻近省区迁徙,择地而居,为了缅怀其先祖遗泽,往往在新的住地修建庄子祠堂、墓园等纪念性场所,以祧承香火,开展祭祀活动;有些还命名所在村落为“庄村”、“庄寨”。比如,《庄氏族谱》记载,“始祖讳周,公下五十四世祖讳百万,字广财,系二门后裔,……明永乐二年,自山东青州府益都马儿山阳枣林迁居曹邑今址,因构筑寨墙而名庄寨”;“五十六世祖讳武,字允文,系三门后裔,住菏泽县城东南十六里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遗迹、轶闻,往往与庄子故里和实际活动地区混淆起来,很难加以辨识。

  尽管存在着上述诸多困惑和难点,但是,经过十五年来的三次实地考察,特别是参阅《庄子》一书,以及历代有关典籍和广大治庄学者的论述,我以为,还是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的:

  ——庄子生前的活动范围,宽泛一点说,大致在今豫、鲁、冀、皖四省范围内;今河南商丘市区、民权(考城)县和开封市区,山东菏泽市区、曹县、东明和曲阜市区,河北的邯郸市区,安徽凤阳的古钟离郡(濠梁所在)等,皆有可能为其曾经驻足之地。我很赞同崔大华和刘生良两位学者的意见。崔先生认为,“庄子的活动范围,以商丘为中心,南到淮河,北至邯郸,东止于鲁国,西到过大梁,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呈椭圆形展开”;刘先生说,庄子“言之具体、略可见其行踪者,当是西至梁国,南到濠梁,北观黄河,东临大海,又曾钓于濮水,居于宋之‘穷闾陋巷’,主要活动于宋、魏之地”。

  ——其国属为宋;世居蒙地。

  ——至于其故里所在,当为宋国都城商丘的东北部,即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而具体地点暂时尚难指认,除非未来有重大考古发现,比如地下发掘出竹简、碑碣、墓葬等实物。

  上述三个梯次,大体上呈三个以商丘为中心的同心圆形,层层收进,逐渐缩小,最后聚焦到“出生地”这个原点上。

(编辑: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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