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拿到了新书包、新文具

　　一天，我与做西藏贫困儿童大病救治工作的德央一起，到拉萨东郊一个社区落实一名牧区患儿入院手续，顺便采访一位草根慈善者，他在这个社区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采访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小餐馆要了藏面和酥油茶，边喝酥油茶边采访，藏面还没有端上桌，手机就响了，得去拜访一位闭关修行的藏学家。关掉录音笔，合上采访本，对被采访者和德央说了一声对不起，起身想走，发现自己有点站不起来了。

　　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左手从胸前移到眼帘，抹掉刚刚流出的泪花。

　　到一个居民小区走访一位患儿，一家人住在六七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两张藏式小床呈丁字形摆放，占去房间大部分面积，被褥衣服全都堆在床上，凌乱不堪。坐下以后，觉得不踏实，伸不直双腿，把床上的杂物往里面推了推，勉强坐稳。同行人指着房间唯一一扇窗户对我说，晚上他们上厕所只能翻窗户，窗户外面是房东家的院子，院子里有厕所。

　　依然得走上天路，走进天上阿里，这是我十年间第六次进藏，第四次前往阿里。从拉萨到阿里的三天行程中，破天荒的第一次喝药吸氧，巨大的氧气罐就在我座位前。同行的人取笑我，你跟药咋这么亲，见药就吃，还大把大把地吃。

　　头一天晚上住在日喀则，十多年来，上海、山东等省市对口援助日喀则，为这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宾馆饭店接近内地。

　　第二天住在萨嘎县城，水龙头不流水，卫生间放一个水桶一个暖水瓶。和往年不同的是床上多了一张电热毯，这令我喜出望外，在长冬少夏的藏西大地，能睡个热乎觉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还是被冻醒了，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检查电热毯接头，才意识到整个宾馆停电了，其实很可能整个县城都停电了，这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一点也不为奇。我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被子上，压得我气喘吁吁，天还没亮再次被冻醒，全身卷成了一个圆团，这应该就是西藏人常说的当团长。

　　同样在萨嘎县城，十年前的2003年冬天，苹果基金会创立者、慈善家王秋杨给杯子倒了一杯水，转身把暖水瓶放回原来的地方，也就是几步之遥，水杯已经结了薄薄一层冰。

　　从札达县城出发，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达巴小学采访，这所小学由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援建，全校不到20名学生，一位公办教师，一位临时教师。春节前后札达遭遇了十多年不遇的雪灾，不但有人员伤亡，大雪封山时间还格外漫长。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学生还无法全部到校，村里组织人员和马匹，将孩子一个个送到能通汽车的地方，乡政府派车再把孩子接到学校。

　　学校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由于冬季极寒，平时缺电，捐建的浴室、盥洗室形同虚设。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有人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辈人没有洗澡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老师在黑板上用白粉笔画了一只大大的苹果，两片叶子优雅地左右散去，艺术而美观。

　　他用汉语大声问学生，这是什么？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苹果。

　　一个男孩睁大眼睛，待大家回答完毕以后，才迷茫地问，老师，什么是苹果？

　　正午的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站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基金会旗子下面，我问陪同的当地教育部门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或县城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不能没有边民吧。边疆的孩子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付出太多，只要他们生活在这里，就是守边固土，为国奉献。正因为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驻守边疆，才换来内地的繁荣昌盛、和平安宁。

　　望着寸草不生的近旁，白雪皑皑的远方，大脑一片空白。待我反应过来，好像是问对方，也像是问自己，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是不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

　　他告诉我，达巴小学条件还算好的，中印边境上的楚鲁松杰小学也是基金会捐建，几年前，家长要求派一名教学质量高的老师，这里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大雪封山，与外界失去联系，一封信要走一年时间，才能到收信人手中。有一名老师愿意去，条件是在楚鲁松杰教够一年书，把他调到县城工作。一年以后，老师回到县城，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目光呆痴，行动木讷。从那以后，教育局再也不敢往楚鲁松杰派老师了，那里的老师都是本村人，基本上是初高中毕业生。

　　阿里军分区前副司令阿旺多吉说，在边境做每一件事情都不敢马虎，都代表国家形象，体现国家威严，在西藏边境地区做公益慈善，其实是体现汉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维护人类和平的伟大壮举。

　　人们大多知道云南泸沽湖有个女儿国，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普兰县也有女儿国。走婚是千百年来科迦村流行的婚姻形式，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在科迦村依然存在。接受过现代教育，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后，走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在科迦村和普兰其他村庄同时存在。

　　赤脚医生强巴丹增也走婚，他的儿子在浙江省一所内地学校的西藏班读初中。

　　强巴丹增说，他已经三年没有看见儿子了，不知道儿子长高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医务室、自己家、妻子家三个地方来回跑，多麻烦啊。

　　他说，不行啊，得养活妹妹们的孩子呢，我是舅舅嘛。

　　我说，让你妹妹带上孩子，跟自己的丈夫住，就不需要你养活啦。

　　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了好一会，然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说不能分家，分家在这里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我说，夫妻孩子一家人住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他反问我一句，什么叫天经地义？

　　待翻译和转述完毕，他惊奇地问我，你们那里不走婚吗？

　　强巴丹增不但为本村人看病，还经常到尼泊尔为患者看病，是一位藏医西医兼通的国际赤脚医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医术的提高，离不开基金会和爱心人士的支持。

　　回到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想起边境上的人和事，一次次叩问自己，如果换作我们，换作都市中千千万万的白领精英们，愿意生活在生命禁区，地球第三极，世世代代驻守边疆保家卫国吗？

　　令人欣慰的是，真的有众多爱心人士和基金会，用实际行动为雪域高原建起了学校，修建了乡村医务室，培训乡村医生和接生员，捐赠体检车、图书室，免费送医送药到农区牧区，把贫困家庭大病儿童接到拉萨，送到内地进行治疗，甚至还捐建了与大都市同步放映的数字影院，以及保护当地历史文化的藏经博物馆，援助藏医学院建设，神山圣湖公益环保等等。

　　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我愈加清晰地意识到这部书所具有的价值，心绪从忐忑转为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