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建构的青春/个人的表述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青春片的“主旋律”。比如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高富帅的青春，电影《小时代》的消费主义的个人，和电视剧《甄嬛传》屌丝的青春表述。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青春题材的影视剧尝试，它们形成了热潮，却也凸显出青春叙事的尴尬和困境。由这一热潮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一个是青春何以在当下重新成为问题？另一个是青春叙事何以陷入困境？
事实上，青春题材的内在紧张并非当下才出现，而是始终存在于当代电影之中。青春并非孤立的问题，它总是与其他问题相关。青春是一个个体的青春，这意味着任何关于青春的表述都内含着另一个问题——个人成长的故事，换句话说，一个关于“个人”的问题。而当“个人”出现的时候，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所亟待处理的问题也同时浮出水面——“个人”始终“悬浮”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它一直存在，却又不断被改写，每个时期都小心地对其进行编码。例如，新中国电影一直试图处理上世纪40年代电影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表述。参照一下1949年文华公司出品的《哀乐中年》（桑弧导演），便会看到这种叙事与新中国电影间的巨大差异。戴锦华在分析电影《青春之歌》时指出，林道静一直在寻找独立自由的个人，寻找个体的出路，而当她真正找到出路的时候，她就消弭在革命的洪流之中，个人又不见了。这其实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表述。而这种悖论式的方式或多或少构成了50到70年代青春叙事的深层结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青春表述发生了结构性转型。首先，80年代完成了一个重要转换，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转移到了雷迅马（美国冷战史学者）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随着转换的发生，我们开始以西方现代性作为愿景。因此，80年代的青春表述和以往不同，它开始包含个体的含义。例如，80年代的青春时常与“青春美”并置，而这种“美”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既包括心灵美也包括身体的美，既包括缺点也包括优点。或许正是因为个人的回归，80年代才出现如此众多的青春表述。
但是这种80年代的“个人”又和西方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不同。按照雷迅马的说法，现代化作为美国冷战时期创造的控制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其目的首先并不在于确立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个人的合法性，而是让大家一起努力奔向美国式的乌托邦。由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的对话关系，二者虽然有本质差异，但仍然具有表面的相似性，比如它们都是宏大叙事，都是历史目的论（尽管“目的”完全不同）。这也就是说，现代化意识形态所咰唤的现代化主体与历史唯物主义主体之间也会存在形式上的类似。比如，它们都需要将个体消弭到更为宏大的历史目的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虽然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中能够有所呈现，但却仍然是受压抑的，仍然构成一种张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80年代青春片建立了一种叙述，这种方式借鉴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青春之歌》的方式，又有所不同。首先，这些电影承认个人的存在。1983年的《女大学生宿舍》中，青年不断对个人的灵魂进行探索，展现心灵并渴望爱情。这是和50至70年代的青春表述不同的。但是也有相似之处：如果个人最终走向了个人英雄和个人奋斗，而不是为现代化的历史目的论服务，这就不被允许了，就变成了自私自利。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虽然是可以存在的，但总是有一个比个人存在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升华和崇高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因此，《女大学生宿舍》的青年最终一定要投身到新时代的建设中去，这样才可以。这也造就了青春片中不断被诟病的“小大人”形象，即用大人的话来写小孩，用宏大叙事来重构青春。
80年代建构的青春/个人的表述一直延续至今，构成了青春片的“主旋律”。一直到1997年的《花季雨季》，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叙述。欣然是合格的现代化主体，她是青春的、有个性的，同时也是投身大事业的、利他的。对比之下，陈明则走上了个人奋斗的歧途。老师给他的忠告同样是“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但在这部电影中，别样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现代化个体的存在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未来想象的有效性——我们必须确信“现代化”的明天会更好，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现代化的个人才是成立的。但在《花季雨季》中，这一切都遭到质疑。青年们在经历了女性地位、城乡差别、贫富分化和腐败之后，不得不提出疑问：这些问题难道仅仅依靠利他、有热情的主体就能解决么？在此，现代化的未来想象与现实发生了偏差，当人们对现代化未来产生疑问的时候，“个人”就站不住脚了。
个人再度悬置，青春片也走入困境。这种困境愈演愈烈，直到“80后”登场，讲述自己的青春。《北京爱情故事》对现代化的青春表述提出了明确否定：只有“高富帅”才能拥有个人和青春，穷人怎么能拥有？“高富帅”的未来怎么可能是“矮穷矬”的未来？应当说，这种分裂正是个人主义的逻辑化延伸，因为个人主义和“乌合之众”始终并行不悖。这种分裂同样是全球化逻辑的延伸，《了不起的盖茨比》所讲的正是“北爱”的故事。这种分裂宣告了8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的失效，现代化的个人表述不再产生作用，升华和崇高不再产生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又没有建构出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当既有的编码方式统统失效，困扰当代中国的“个人”就再度浮现出来，重新成为棘手的问题。因此，人们开始疯狂地重述青春，试图挽救青春背后的个体。一种叙述是《小时代》消费主义的个人。另一种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日本、台湾青春片。这是一种拒绝现实的青春片，浅焦镜头将青春个体之外的一切现实都排除出去，只剩下“清新”的校园爱情、你侬我侬。第三种就是《甄嬛传》没有青春的青春，它更像是屌丝的青春表述，当个体不可能的时候，青春也不可能。
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对青春的否定中，对青春的重构也是存在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血色浪漫》《血色青春》试图以“激情化”的青春、激情化的个体重新唤回“统一的整体性人”。而赵宝刚的《北京青年》则试图以“重走青春”来改变“80后”的青春，其内在逻辑正是以近似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思和质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伴随现代化而兴起的科学主义，以及相应的学科化实践，都试图在充分的甚至是过度的学科划分过程中，以将知识“客观化”和“中立化”为名，切断事物之间的联系。赵宝刚要求青年们“重走青春”，重新看世界，正是要重建这种联系。遗憾的是，赵宝刚采取的方式有些可笑——户外运动。重塑个人却只能借用消费主义的资源，这同样体现了青春叙事的困境之所在。
（本文系作者在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