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想象没有陶渊明的庐山会是什么样子。在漫长的历史里，从没有一个人像陶渊明对一座山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从此庐山仿佛拥有了生命，拥有了一种来自于东晋的气质与风度。

陶潜诗意图 王西京

壹

　　其实庐山上有些地方，陶渊明未必真的去过，但是后人却不断地虚构一些美丽的故事，让陶渊明“抵达”。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人像陶渊明这样，在庐山留下了如此多的痕迹。庐山山南的玉京山下有他的故居，汉阳峰的紫霄峰下有陶靖节陆修静对酌台，虎爪崖下有醉石，醉石旁有五柳馆、归去来馆，不远处还有栗里，据传陶渊明诗中的南村就是此处；今天九江县境内的面阳山下有陶靖节墓，墓旁有靖节祠、靖节书院；面阳山南的黄龙山有通书院，旧称这里是陶渊明故居，或是陶渊明的祖居。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么多的遗迹中，旧居就多达四五处。不得不令人感叹陶渊明对于庐山的重要性。

　　而如此多的遗迹，也并非是陶渊明自己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来自于后人对他的追忆。像归去来馆就是南宋朱熹所建，靖节祠和靖节书院也是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在担任江西提学副使时修建的。这些文化名人的追忆，更加凸显陶渊明的意义。他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隐士、诗人，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象征，一个符号。

　　其实庐山上有些地方，陶渊明未必真的去过，但是后人却不断地虚构一些美丽的故事，让陶渊明“抵达”。比如庐山东林寺有著名的《虎溪三笑图》，画的是慧远、陆修静和陶渊明三人在东林寺中倾谈甚欢，离别时慧远送二人出寺，本来慧远送人从不过虎溪桥，但这次因为交谈至深，不觉竟走过了此桥，弄得山上的老虎都看不下去，大吼一声，于是三人会心大笑。画面就定格在这一瞬间。慧远是东晋高僧，陆修静也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当时隐居在庐山山南简寂观，而陶渊明无疑在这里被作为了儒家的代表，儒道佛就这样融合无间地出现在一幅诗意的画中。但事实上，慧远去世的时候，陆修静才十岁。而陶渊明也曾在诗中对慧远某些观点表达了异议，慧远曾想邀陶渊明加入莲社，陶渊明也没有同意。《莲社高贤传》说陶渊明曾造访莲社，最终“攒眉而去”。但是，与其说《虎溪三笑图》是后世的凭空想象，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陶渊明抵达这里，并与慧远、陆修静倾谈，三位大师纵情探讨人生、诗歌和自然万物。事实上这样的愿望在后世都得到了实现——白居易与庐山诸寺的高僧过从甚密，苏轼也与庐山归宗寺的佛印有着深厚的情谊。所以尽管知道这样的事实并不存在，苏轼、黄庭坚等人仍兴致盎然地在《虎溪三笑图》后题写了文字。

　　而另外一些非虚构的史实，则真正会让后人歆慕。据《庐山志》记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栗里如同一个文化圣地，那里有心远亭，亭有碑镌“心远地自偏”诗；又有“吟松醉菊”石刻。心远亭西南还有清风桥，同治年间的《星子县志》甚至记载了乾隆年间地方官员重修此桥时一段诗意的文字：“又西数里为杨柳桥，有晋处士碑，碑阴一水抱焉。壬午春涨桥断，余适课农于此，因解腰围银带以续，不逾月桥成。有一老叟歌曰：‘处士何曾是姓陶，菊花人醉风萧萧。使君腰解银带子，袖挟清风过此桥。’歌罢，向松山高步而去。时人闻其歌，遂题于龙山铺，而请改为清风桥。今不觉二十余年矣……”需要注意的是“余适课农于此”所隐藏的含义，因为陶渊明也曾参与“课农”，并写下了《劝农》一诗，所以一个“适”字，写尽了此官员对于陶渊明的遥想和怀念。尽管这些亭台、石桥、碑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只要庐山还在那里，只要你在某个位置抬起头来看到庐山，就会想到陶渊明。我无法想象没有陶渊明的庐山会是什么样子。在漫长的历史里，从没有一个人像陶渊明对一座山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从此庐山仿佛拥有了生命，拥有了一种来自于东晋的气质与风度。

　　庐山对陶渊明也有着非凡的意义，这里的山川草木怡养了陶渊明平淡冲和、含弘万物的性格与心境，并且滋养了他的诗歌创作，在陶渊明的诗集里，大部分的诗歌都与庐山有关，山间的风景，山下的田地，山边的河流与湖泊，山中的读书生活等等。他在这座山中耕种、饮酒、养菊、思考人生的意义，有时候生活非常艰难。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陶渊明显然是因为在此山中，才见到了庐山的真面目吧。

　　今天，这些与陶渊明有关的遗迹很多都不存在了，比如陶渊明陆修静对酌台、玉京山的旧居、靖节祠、通书院。而保留下来的，与历史上的记载也有不小的差别。这些地方一直不是庐山旅游的热点，栗里是山南的一个小村落，醉石隐藏在深深的山谷里，至于陶靖节墓，也许除了纪念活动之外，恐怕更是罕有人至吧。这样也正好，它们就像当年的陶渊明一般，隐藏在深山里的一座草庐中，任由云起云卷，风吹风落。千百年来，它们一直保持着陶渊明的隐居姿态。

贰

　　陶渊明的出仕，并非为了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更多的还是为了生计、为了更好地赡养亲老。

　　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405年，五十四岁的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一职，挂冠归隐，从此再也没有返回仕途。八十多年后，梁朝的诗人、学者沈约在《宋书》中解释陶渊明辞官的原因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说法成为了人们最为熟知的典故，它与陶渊明去世后朋友们给他取的私谥“靖节”一起，构造了一个耿介、正直、不屈服于权贵的形象。虽然陶渊明对于官场上的束缚、对官场黑暗的不满毋庸置疑，但是，过于强调这一点，也使得我们难以窥见陶渊明内心中一些隐秘的情感，这些情感对于我们认识陶渊明或许更为重要。

　　在人们欣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时，往往忽略掉了陶渊明自己陈述的辞官理由，那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得清清楚楚的：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显然，陶渊明对于官场生活感到极为压抑，心情也极不畅快，但尽管如此，他原本也准备做满一年再辞官。而导致他突然辞官的直接原因，就是程氏妹的去世。较之要束带见督邮来说，这件事在陶渊明的心中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一直十分重视亲情。他三岁丧父，一直是在母亲的教育和抚养下长大的，在他的诗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对于母亲的尊敬、怀念以及未尽孝道的愧疚。陶渊明的母亲是晋代名士孟嘉的第四女，母亲去世之后，陶渊明在居丧期间写下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说道：“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看来陶渊明撰写此文，实是为了向其母致敬。

　　正因早年丧父，家道艰难，母亲又教育有方，使得陶渊明与几个弟妹的感情都十分融洽，两个堂弟仲德和敬远，以及同父异母的妹妹，即程氏妹，从小互相扶持，又难得有共同的语言和兴趣，陶渊明诗中不少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诗篇，文字上稍显激烈的，大都是写给仲德和敬远的。程氏妹去世后，他不仅立刻辞官奔丧，还写下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程氏妹文》，寄托自己的哀思。

　　而陶渊明的出仕，也并非为了想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作为，更多的还是为了生计、为了更好地赡养亲老。所谓“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十九、十）。也正因此，陶渊明在宦游途中所写的诗篇，都表达了为糊口而从仕的无奈与压抑。

　　程氏妹的去世对陶渊明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就在程氏妹去世的四年前，陶渊明的生母去世，当时陶渊明正在桓玄的幕府中任职，出使江陵，未能陪在母亲身边。他在《祭程氏妹文》中说“昔在江陵，重罹天罚”，他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而此次程氏妹的去世，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也让他下定了决心，回到庐山脚下，更加去珍惜人世间的种种情感，而不是将生命耗费在虚伪、狡诈和空虚的官场之中。

　　同时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所以如此决绝，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母亲已经去世，孝道已尽，不存在赡养亲老的压力。“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这几句简单的话说得多么透彻。以前勉强从仕，是饥冻之切会涉及到慈母，现在不过是自己受点苦楚罢了，来去自由。“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个平生之志是什么？就是按照自己的心灵去生活。

　　但是辞官几年之后，仲德和敬远相继去世，也使得陶渊明的晚年越发孤独。从此，庐山成为了陶渊明唯一可以畅叙幽情、倾诉内心隐秘世界的寄托了。

叁

　　在这短暂的五年时间里，尤其是入桓玄幕府、担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三次任职，陶渊明亲身经历了东晋中后期最为严重的政治动荡。

　　其实庐山完全可以说是陶渊明的故乡。陶渊明生在庐山脚下的浔阳柴桑（今九江市西南），从小就在庐山下读书、生活，养成了“性本爱丘山”的心性。终其一生，他都没有长期远离过庐山，包括出仕的时候，离开的时间都非常短暂。

　　陶渊明一生共五次出仕，第一次是二十九岁时担任江州祭酒，离家很近，只做了几天时间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此后长期在家中闲居，直到三十四岁才第二次出仕，进入荆州桓玄的幕府任职。这次出仕的时间最长，前后共三年左右的时间，离家也较远，其间还出使过首都建康。正是在此任上，陶母不幸去世，渊明正在荆州江陵，当年（公元401年）冬天就赶回到浔阳守丧。陶渊明守丧期间，桓玄与朝廷的关系彻底破裂，先是桓玄击败东晋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领军入都，自号相国、楚王，又逼迫晋安帝禅位，称帝改元；之后建武将军刘裕举义兵击溃桓玄，经过数次激战，桓玄终于公元404年兵败被杀。陶渊明则因为居丧，幸运地避免了卷入这次战乱。

　　桓玄失败后，陶渊明第三次出仕，到京口担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此次任职不足一年时间，于公元405年转而担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又只任职了四个多月，于当年八月担任彭泽令。彭泽令只做了八十多天，就彻底辞官归隐。这就是陶渊明的五次仕宦生涯，总共加起来居然不超过五年。

　　然而，在这短暂的五年时间里，尤其是入桓玄幕府、担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三次任职，陶渊明亲身经历了东晋中后期最为严重的政治动荡，许多人或被迫或主动卷入其中，成为政治上的棋子，最后身败名裂。后来刘裕残忍地杀害已经退位的晋恭帝，为此陶渊明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述酒》一诗，他未必是对东晋王朝有什么很深的感情，只是对刘裕的行为做道义上的谴责。

　　仕宦生涯使陶渊明对政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朝廷的腐败、黑暗与污浊更坚定了陶渊明归隐庐山的决心，当许许多多的人深陷权与利的争斗中不能自拔时，恰是这些争斗让陶渊明认识到内心善良的可贵和自然之美的纯净，他们让陶渊明意识到，在短暂的人生中，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珍惜，而与自然万物的永恒相比，人类实在是太渺小和无知了。

肆

　　从此之后，陶渊明数次迁居，开始了他最为艰难的晚年生活，当时的他，和一个贫苦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在很多人的眼中，陶渊明在庐山的隐居生活一定是平静恬淡、安逸舒适，令人怀想联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刚刚辞去彭泽令的头两年里，陶渊明过得确实还比较惬意。家里还有一些积蓄，农作物生长得也比较好，他甚至能够请得起僮仆。但是，在辞官后的第三年盛夏，家中突遭火灾，几乎所有物品毁之一炬，在一段时间里，陶渊明带着家人只能寓居在一条破旧的渔船上，他的庄稼又连续遭受蝗灾和洪涝（见他的《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诗）。此后又经历了各种天灾和战乱，根据《晋书·安帝恭帝纪》的记载，义熙三年（公元407）的夏天浔阳发大水，义熙五年浔阳地震，同年三月又发生雪灾，大雪“平地数尺”。东晋晚期的孙恩卢循之乱也波及到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在义熙六年，官军和卢循的叛军在浔阳及其周边地区反复拉锯，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战乱才得以平息。

　　从此之后，陶渊明数次迁居，开始了他最为艰难的晚年生活，当时的他，和一个贫苦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双脚上的疾病已经使他无法行走，各种病患缠身，而且无比贫穷，有时竟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不得不到邻居家去乞食。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任何重返仕途的想法，他已经与那个污浊的社会完全决裂，执着地按照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他晚年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内心充满痛苦和悲凉的形象，他对于时代感到不满和无奈，却又无法改变，只能选择保持一己之身的清白与高洁，那仿佛是一个孤独的鹤的形象，在泥泞的沼泽上整理着洁白的羽毛，独自起舞。难怪李长之在《陶渊明传论》中说读陶渊明的诗，会越来越“觉得他的诗句是那样的沉痛，几乎‘言尽意不舒’的情调充满了全书，竟再也寻不出十分快乐的影子了。”

　　另一面，当面对着时代的污浊、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凉薄以及自身生存之艰难，每每在苦痛达到极致之时，陶渊明又能展现出超人的豁达与通融，如同暗夜中的光，夜空中璀璨而明净的星辰一般，照亮着后人的洞府。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些平淡的句子为何会带来如此多的尊敬与感动，因为平淡下面是激流汹涌、是潮起潮落。而陶渊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超越了个人的苦痛、超越了一个时代、超越了生与死，用自己的人生，完成了对整个人生和宇宙的思考。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魏晋以来盛行隐居，这固然是因战乱引起的，同时隐居给隐士们带来的高名，也带给了他们踏入仕途的另一条捷径。每一个新皇的登基或者每一个新朝的建立，总会邀请隐士们重新出山，以表示“野无遗贤”，显示其政权所得到的拥护。因此，当时许多的隐居者生活非常舒适，甚至到了奢华的地步。与陶渊明齐名的谢灵运，在仕途不顺的时候，也常回到故乡的山水中，暂隐山林。《宋书·谢灵运传》上记载了他是如何寄情山水的：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登山到了如此讲究的地步，可以说连现代人都叹为观止吧。木屐可以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去后齿。并且还带着数百民工，开山辟境，竟让人误以为是山贼。谢灵运出身豪门望族，即使是隐居，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更不用担心财力。这是出身寒族的陶渊明难以望其项背的。况且陶渊明的情性趋向澹泊，也注定了他不会像那些寻找仕途捷径的隐士那样，装模作样，然后一跃成为朝廷的座上宾。对比谢灵运的这段记载，陶渊明的记载则显得无比贫穷、局促，在其好友颜延之撰写的《陶征士诔》中记载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为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令，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题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宋书》本传中还说他晚年有脚疾，需要人抬着他才能出行。相比于谢灵运，实在是太过寒碜。

　　晚年的陶渊明忍受着超出常人的孤独和寂寞。他是痛苦的，因为他是清醒者，也因他清醒着，所以要不断饮酒求醉，方能暂忘苦痛。他又是欢欣的，因为他在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不需要出卖灵魂，不需要看他人的颜色行事，不需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每日在庐山的云雾下，种植庄稼，会为每一次的收获而感到满足；培育菊花，等待友人给自己送酒喝；读书写诗，会为历史反照出的现实发出感慨，也会与古人、与更古的山川产生某种无法言传的交流与默契。

伍

　　当陶渊明去世之后，没有人会意识到正是这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隐者，为魏晋的诗风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十一月，深受疾病和饥饿折磨的陶渊明去世，终年六十三岁。陶渊明卧病在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其间名将檀道济担任江州刺史，还特意来看望了陶渊明，希望陶渊明能为新朝服务，这样生活上至少能好些。陶渊明委婉地拒绝了。临走前檀道济还馈赠了粱肉，但陶渊明“麾而去之”。真应了鲁迅先生对他“金刚怒目”的评价。

　　陶渊明对于刘宋的不满，历来的解释都是说他忠于晋室。但陶渊明既非晋朝重臣，且出仕不到五年，何况他对东晋政府的腐败无能早已感到失望，何来忠晋之说呢。他对刘宋政权不满，对檀道济的不满，终究还是因为刘裕在处理安帝、恭帝这两位逊帝上手段过于残忍（安帝被刘裕派亲信毒死，杀恭帝时刘裕先派恭帝亲随王祎下毒，王祎不忍下手，自己喝了毒药，刘裕便派人直接用棉被闷死恭帝），而刘宋政权的内部斗争也过于阴险和残酷。事实在几年后给陶渊明的态度予以了证明。檀道济在参与了多次朝廷内部的争权之后，终被宋文帝杀害，而刘宋宫廷内部的杀戮才刚刚开始，此后亲子弑父、兄弟相残的惨剧频频出现，传统的道德观念完全崩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感叹陶渊明的睿智。当宋武帝刘裕去世之后，檀道济、王弘、谢晦、徐羡之同为朝廷重臣，不久后谢晦、徐羡之和檀道济先后在政治斗争中惨遭屠戮，只有王弘一人远离了斗争得以幸免，史传称王弘在担任江州刺史的时候“省赋简役，百姓安之”（《南史·王弘传》）。而这个江州刺史，就是在陶渊明晚年，频频给陶渊明送酒的那位地方官员，而陶渊明也经常出现在王弘的宴会之上。王弘从没有勉强陶渊明出仕，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简单的友谊。从王弘、檀道济截然不同的结局，再来看陶渊明接受王弘的赠酒，却拒绝檀道济的馈粱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陶渊明的立场自然可见。

　　在陶渊明去世的这一年，谢灵运四十八岁，刚刚担任刘宋朝廷的秘书监，也许他那部著名的目录书《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正开始撰写，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了大量风格新颖、技巧纯熟的诗篇，正引领着诗坛走向一个新的时代：讲究辞藻的华丽、韵律的和谐、结构的完美。其实早在很多年前，诗风转变的倾向就已经开始了。但与不愿卷入政治一样，陶渊明也不愿卷入这个诗歌的新潮流中。他推崇的依然是《诗经》，是汉末的古诗，是阮籍、左思。当陶渊明去世之后，没有人会意识到正是这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隐者，为魏晋的诗风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在去世不久之前，陶渊明还写下了三首《挽歌诗》、一篇给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一篇给自己的《自祭文》，在这几篇诗文里，陶渊明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表达了自己作为人父却使儿子们忍受饥寒的愧疚，并希望儿子们能珍惜兄弟感情。当然，他还谈到了死亡。“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是需要经历怎样的艰难与痛苦才能说出的话。他说死后要把自己葬在荒野，“不封不树”，“托体同山阿”，希望能与庐山融合为一体，与天地万物同化。

　　“家为逆旅舍，我如远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这是陶渊明《杂诗》第七首中的诗句。“家为逆旅舍，我如远去客。”汉末《古诗》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句子，后来苏轼也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从古诗到陶渊明再到苏轼，我们仿佛看到了有根线，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牵连了起来，也将相隔几百年的诗人们牵连了起来。人生就像是一座旅舍，我们不过是漫长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过客，偶尔在某一时间进入这个旅舍，然后再离开。人生如此短暂，被遗忘的人们就如同从未存在一般，那么你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你在这世间又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面对你的世界呢？陶渊明和苏轼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这句诗，是陶渊明说给自己听的，又何尝不是说给千百年后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