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情乡音的曲艺最高荣誉来自生它养它的土地，而不是外国或者繁华都市的舞台与富丽堂皇的领奖大厅。
武乡琴书《杏花开了》 本报记者 金 涛 摄
我心中的“曲艺之乡”，绝不是高高悬挂的一块招牌，而是一部与民俗民风唇齿相依、血肉相连，有着抹不掉的记忆、传说、故事、人物，生动且鲜活的曲艺文化史诗。由此，我把“曲艺之乡”视之为“曲艺沃土”。
今年，大地、沃土等字眼儿在我思考里的“出镜率”极高，这与我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做的功课有关。我体味到，作为文联、曲协等人民团体或学术社团，当然需要直接组织“深入基层”、“为民服务”等活动。这正应了鲁迅当年的提醒：“要培养天才，首先要有泥土”，即间接地将“正能量”润物细无声地“种”在艺术家心灵，将其转换成一种“千军万马”的文化自觉，由此正能体现“桥梁”与“纽带”的价值。
此外，我在8月28日《中华读书报》上，读到了该报对山东作协主席张炜的专访，当被问到为何不太关注作品被外文翻译时，张炜的回答亦始终没有离开“土地”：“文学的地域性才是根本属性，不能过分看重洋人观感。”“我更相信土地的理解力，它孕育了一代代读者，作者和读者的生命来自土地，土地给予作品生命力。”“对于创作而言，范本是不中用的，血脉里流淌的文化因子才是致命的。我发现，越是年长，这地方越是让我怀念和留恋。”张炜这些关于土地的论述，引发了我对“曲艺生态”境况的思考。在登载这篇张炜专访的报纸空白处，我随手写下两段话，第一句与曲艺有关：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情乡音的曲艺最高荣誉来自生它养它的土地，而不是外国或者繁华都市的舞台与富丽堂皇的领奖大厅。第二句似乎与曲艺并无关系，是个连续追问句：把大树放在干旱的沙漠里能长出菌菇来么？水泥地上能种出大米吗？！
恰是缘于如此的一些“答与问”，让我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曲艺之乡，应该是一块孕育曲艺，及其人才健康、快乐、自由成长的沃土——
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什么样的种子——环境决定曲艺命运
今日曲艺，多说唱，少文学；多语言，少艺术——它们融合一起的比率失调了，病了，便不足为奇。
毋庸置疑，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是文化的最大魅力。由此推理，乡情乡音的曲艺艺术，是地域文化最显著的文化标志之一。因为懂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所以曲艺最擅长的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反其道而言之，曲艺唱什么歌取决于它所在的土地。所以，曲艺要生存、发展，必须认识土地，敬畏土地，善待土地——
那究竟何为沃土呢？我的解释虽然不是来自教科书，但却希望思考能向科学靠拢。我觉得，它与两个关键词有关：适应、适时。
很多人将“适应”等同于“热情”，于是乎，“曲艺之乡”便成为曲艺活动“频繁”、“热闹”的代名词。而我认知里的适应，更该是一种清醒与理性，一种有益于“种子”成长的、恰到好处的适当。也就是说，要为优秀曲艺人才的发现、成长，提供一种长远的、良性循环的环境，在体制、机制上，保障其享有健康、快乐与自由。这，似乎才是“曲艺之乡”的应有之义和发展之本。很遗憾，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却极容易在森林中迷路”的时代。而有时迷途不知返的缘由，则是经常错将“过程”当成了“目标”，往往把“活动”等同于了“发展”。由此，“拔苗助长”的事便时有发生。“办活动，就一定会出人才出作品”，“有数量就有质量”，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规律与真理。事实果真如此么？我当然没资格向曲艺界泼脏水，只是觉得承认我自己没有，心底反而会坦然许多。都知道，曲艺界不乏“添人进口”的热闹——地盘在扩展，队伍也在扩展——唯独没扩展出一个“侯宝林”、“高元钧”、“李润杰”和“骆玉笙”；我本人写了近百篇的曲艺作品，却至今写不出一段三十几行的“赔茶壶”……问题是出在土壤呢？还是与种子质量发生了问题？！
适时，是关于沃土的第二个关键词。适时的内涵是一种谦恭的姿态，也是一种清醒的认知，更是一种对本质规律无条件地服从与顺应。换一种思维，我们可以说适时也是一种度——如同土地与风霜雨雪的关系，少了不成，多了成灾。前不久，山东某地一群山东快书爱好者，提出要搭台举办无偿义演，我正为其义举感慨感动的时候，却被山东快书名家高洪胜迎头泼了盆冷水：无缘无故地义演什么呀？知道么，无缘无故的无偿就是“无常”与“无长”——不是常态就不会长远——曲艺家两眼盯着钱不对，两眼若离开钱，那“职业”的价值又从何体现呢？！洪胜先生一席话，让我联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微博：“某国际公益性组织向非洲某国资助一批蚊帐以防疟疾。一种方式是低价出售给当地人，另一种方式是免费派放，派完即止。后续调查发现，凡是购买蚊帐的，都在使用。而免费得到蚊帐的，40%的并没有使用。这说明：1、价格有甄别需求的作用；2、相较于付费，人们不太珍惜免费得到的东西。”诚然，这件事情与这样的结论与曲艺风马牛不相及。但它却提醒我，只有让曲艺种子成长中感到适意，得到尊重，获得尊严，曲艺沃土才名至实归。我曾经组织过多次公益性曲艺演出，面对数以万计观众的“喧嚣”、“围观”，不少名家常用“热闹去迎合热闹”，临时把原定演出的“经典”改成“时尚”，将“深刻”易为“平庸”。于是乎，相声《反正话》、山东快书《傻子相亲》等，成了这些名家参与公益活动的“家常菜”——致使曲艺家的“种子”与观众的“土壤”，“以俗对俗”、恶性循环。洪胜先生告诉我，观众与市场的“健康”，原本是通过演出质量得以保障的。老艺人们把开辟市场叫做“打地”，从老百姓手里接过的“毛儿八分”虽不多，但却是演员一家人的“养命钱”，所以称观众为“衣食父母”是发自心底的。你给观众实打实地表演，观众也是实打实地为你叫好呐喊——彼此关系用一个字就概括了：值！能不值么，这块地“逼”着演员、观众一起长能耐呢。对高洪胜先生的“清醒”，我钦佩有加。这些年经常在他不经意间的“闲言碎语”中获得些启迪与感悟。据我所知，他带徒弟，教学生，不光排表演，还逼着他们自己动手写作品，之后逼着他们报名参与各种比赛等活动，再之后逼着他们撰写参与活动的总结，总之，逼着他们实现或追求全面发展。这让我对自己的“现代曲艺新人观”愈发坚定了。
我认为，今日曲艺已不适应在“经验科学”的层面徘徊，不能再像中医号脉、农民种菜、瓦匠盖房等，完全凭借与依赖对实践的摸索与总结了。因为曲艺已从集市街头的“玩意儿”，升华到了艺术的殿堂。所以我将其喻为纵向的、立体的“南橘北枳”——此曲艺已非彼曲艺。一个合格的现代曲艺人理应是理论、表演、创作“三项全能”，否则，至少是个“瘸腿曲艺家”。搞理论的不熟悉表演、创作，极容易让观点流向不切实际，文字也会缺少鲜活与灵气，如此，怎能与曲艺自身的天性和谐、融洽呢？搞创作的不会表演、不学理论，观念只能跟风走，舞台感觉顶多是“隔皮猜瓜”。搞表演的若不研究理论，不擅长创作，台上便会缺少理直气壮的自信，个性发挥亦休想达到淋漓尽致、挥洒自如的境界。曲艺自诩为“说唱文学”、“语言艺术”，这说明，文学是说唱之根本，而语言亦不过是艺术的载体罢了。所以，对这样的批评我是认同的：今日曲艺，多说唱，少文学；多语言，少艺术——它们融合一起的比率失调了，病了，便不足为奇。
说到高洪胜先生的两件事，无非是想印证我以上的两个观点：首先期盼“曲艺之乡”顺应新时期的曲艺艺术规律，恰到好处地把握、处理好文化惠民与曲艺演出市场的关系；其次，在实践中，需要我们不断发现、探索现代曲艺人才发现、培养的本质性规律，以给现代化曲艺新人的成长提供、创造良好的环境。
什么样的种子生长什么样的果实——人才决定作品品质
今天曲艺界的一些人，或靠着“有意思”或靠着“有意义”得宠一时，但我断言，也就顶多是得宠一时而已。
我把人才比喻种子，认为从“艺无止境”概念延伸开来，人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永远成长的过程。沿着这样的思路深入，我认为优秀的“种子”也有两个与之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词：争取、汲取。
在我的理解中，争取，不仅仅单指主动或热情，更认为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里，争，是其“成长”、“进取”的前提与保障。有比较，才有鉴别。靠“娇生惯养”、“百依百顺”，种子不会长成栋梁之才。争——取，没有竞争，没有争论、争辩，就不可能有所获取，而不断进取更是无稽之谈。我曾应邀出席一场豪华隆重的拜师仪式，那日我的致辞几乎就是单刀直入的批评，我说：对于如此隆重的拜师仪式，非常理解，山东毕竟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而孔老夫子又是重视“礼仪”的。只是我想提醒二位师徒，当“儒”这个字眼儿成为文人代名词后，便有了“君子儒”、“小人儒”之说。小人与君子是有度可衡量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们的目标与作为若是冲着名利使劲，无疑，便是小人两个；若是为了曲艺事业薪火相传之大道而相交，当然是君子一对了。因为我的情感真挚，表述便真诚，故而并未给喜庆的仪式“添堵”，相反赢得了一片掌声。之后，他们师徒给我鞠躬说，会将我与大家的叮咛铭记一生。
汲取，对于“种子”成长的意义更是不容小觑。只是我的印象里，曲艺“种子”对营养的吸收，似乎有些“单一”，曲艺人更习惯在身边的江湖小圈子里徘徊。曲艺“良种”的成长，当然需要多方面的营养。一个合格的曲艺家首先要熟悉、掌握文学艺术的共性，其次才是熟悉、掌握曲艺艺术的个性。它们之间是有排序的，即后者取决于前者。曲艺界凡是有出息的艺术家，即使没有学历，但个个都富有学习力，其成功无一不受益于广泛摄取，厚积薄发。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去姜昆家，看到他一个人抱着个录音机一字一句、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之后我曾以它为例教育曲艺后人，不曾想那后生笑了：“说中国相声的学英语，这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我说，曲艺属于中国的，但文化却属于整个人类。没有跨地域的胸怀，便不会有登高望远的自信，更不会有纵横捭阖的气度和魄力。在鲁迅先生的眼里，好的艺术与好的思想，都是混血的产物。中国历史中稍有出息的艺术，大抵是与域外文明杂交的结果。开阔的空间里，才可能有精神的自由……
我曾在一个场合阐述过“曲艺种子等级观”。我说，曲艺界流传过马季先生的一句话，爱曲艺这个艺术，不爱这支队伍。我觉得如果没有特殊因由，仅从字面的意义上剖析它，这种判断值得商榷。因为三百六十行原本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事实真相是，各个行当的人的确存在三六九等，而人之等级并与其职业（队伍）、职务毫无关系。具体说，在老百姓的心中，普通一兵雷锋是人之一品，而身居高位的贪官却是名至实归的“等外品”。高与低，是对比得出的结果。万物一理，曲艺人既有高人，亦有侏儒。我们深入研究、总结、探讨曲艺艺术的规律，最终目的就是要提升曲艺一等人的比例。广东曲协主席杨子春先生对我说，一定抓作品，阻止曲艺发展的瓶颈是作品问题。我回答，作品问题的根源依然是人。当年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的两位主持人，曾就“有意思”与“有意义”问题对话，和晶则夸奖崔永元主持不仅“有意义”且还“有意思”。崔永元告诫和晶，倘若“有意义”和“有意思”只能选择其一，那就应毫不犹豫地去选择“有意义”。今天曲艺界的一些人，或靠着“有意思”或靠着“有意义”得宠一时，但我断言，也就顶多是得宠一时而已。不信数数看，中国曲艺史上的“常青树”，又有哪一个不是靠着将有意思和有意义巧妙、有机融合的作品走进永恒的呢？！说到家，土地与种子无非是个形象化的“符号”。事业的兴衰当然还是起于人，止于人。写好“人”的文章才是曲艺成长、发展之根本。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远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他们生长的土壤。”有人说，论文化的高与低，要看它最精美的东西。我说，判断一种曲艺形式的兴衰，要审视它旗帜性人物的素养与境界。我坚信：哪里有土，哪里就有曲艺种子长成的苍松翠柏。于是此刻，只想撕破喉咙放声呐喊：是沃土就向良种敞开胸襟吧，是良种就到沃土里扎下深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