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说过焕颐辞世忽已六周年了，我该为他写点纪念文字。但在脑海里“扫描”了一遍，“储存”太单薄，好像与他只见过一面。那是1980年5月在北京朝阳区招待所一次会议上。那年他50岁了，是“上少”诗歌编辑，也知道他仍孑然一身，已“知天命”而尚未婚娶。那时我尚是工业部门的业余作者。至今保存在我记忆中的还是他50岁的音容。我和他完全谈不上有“私交”，相互惦着的，无非我们都是缪斯的追随者、痴爱者。之后我多次去过申城，甚至从未想到去造访他一次。

　　焕颐长我七岁。我在故乡崇明念高中时，就在《解放日报》等报刊读过他的新诗作品，记住了他的名字。不知为何，我觉得他是个老诗人。现在算来，他那时其实也就是二十刚过，典型的小青年。他在什么单位，做啥工作，我毫无所知。只奇怪于他的长期“消失”。他的落难，被发配青海，都是后来知晓的。他这种悲怆经历，白白葬送人生中最宝贵的、最该有作为的青春年华，国中所在多有，我未以为意。一旦灾消复归，就拼命奋斗，企图扳回被迫中止的远大追求，完全不要命地投入工作和事业，但自然规律是铁铸的，谁都受其无情制约。焕颐亦莫能外，虽然归来接续了他的青春歌唱，也赢得几许掌声，但毕竟时不我待，“嗓子”也未免有点嘶哑。我注意到一些文学史家、新诗研究者的书写，有的（多数）视焕颐为无，名字都不提的。倒是我在有关儿童诗的忆述文字中，偶尔提及焕颐作为园丁和浇花人的并不特别卓异的业绩和奉献。

　　1981年焕颐离开“上少”奉调《文学报》，他是及时函告我的。这年5月中旬，他来信约我写儿童诗，他知我住处离金波兄近，要我转请金波也写，那时我还没置自行车（非买不起，乃无票也），立刻跑金府转达焕颐的邀约之意。几天后，金波兄写出后来广受好评并被收入语文课本的童诗《信》，念给我听，我以为极好。稍后这首诗和我的《小娃娃的歌》（两首），经焕颐手，同时发表在1981年5月28日《文学报》上。

　　焕颐始终一往情深做的是新诗（成人）梦。也许由于曾在少儿编辑出版单位工作，他也写一些儿童诗。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用力最深的无疑还是在新诗上。也许我少时即接触焕颐作品，故很喜欢他，他的诗，既传统（体现在受旧体诗词和1949年前新诗影响浓重，以及像大多数老一辈诗人一样，很注意诗的韵律、音响、节奏）又现代——“现代”到个别诗我都看不太明白。

　　凭藉深厚的诗学艺术素养，焕颐不多的儿童诗（似未结集出版过），颇有些佳品在。例如发表在1980年第1期《小朋友》上的《春妈妈》，清新、纯净、美丽，有如一块晶莹剔透的碧玉：

　　春，是花的妈妈，

　　红的花，蓝的花，

　　张开小小的嘴巴，

　　春妈妈，

　　用雨点喂他……

　　反正我有机会编作品选，总忘不了选录焕颐的诗。除《春妈妈》外，我还选用过他的《蒲公英》《我拾到一树一树的珍珠》《一条河》《长城放歌》等。

　　焕颐念兹在兹始终心系祖国的新诗事业，晚年创办《中国新诗》杂志便是明证。为办此刊，他动用一切关系，到处化缘募措资金，拼了老命。但大环境使然，孜孜矻矻、磕磕碰碰，出了几期后终至办不下去。壮志未酬，悲乎。

　　《中国新诗》每期送我的，也向我约稿。但主编焕颐公心磊磊，寄他拙作虽自认尚可，但无一能进入他的无私法眼。记得金波兄森林题材的一组新诗，是登了的。

　　我的诗兄焕颐，天堂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