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和日本美术馆里，我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艺术的收藏，但是在中国的美术馆里，我很少能看到他们对西方艺术作品的收藏。反过来，西方学者经常会从西方艺术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艺术，但是中国学者很少对西方艺术做这样的事情。”英国著名艺术史专家苏立文在昨日上海书展上如是说。

　　为艺术标准变化而高兴

　　今年刚刚在中国推出《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苏立文终于在97岁高龄的时候又一次来到了中国，他用很平淡的语调先缓缓回顾了自己和中国的“交情”。194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他什么中国艺术都没有看到。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关于国画和西画该如何分类的争论。“我很高兴，今年对中国艺术的界定已经不再用是不是国画去界定了。”

　　1942年苏立文从贵阳转到成都工作，他结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吴环，两个人随后结婚。通过吴环，苏立文了解中国艺术的大门第 一次被打开，他结识了吴作人、丁聪一批到内地避难的艺术家。“那时候西画和中画的争论停止了，来避难的艺术家们看到很多新的事情，他们不再争论这个问题，而新生活经历，还有生存问题占据了他们更多精力。”

　　等到1973年苏立文又一次来到中国时，正值“文革”刚结束，中国艺术饱受创伤。而上世纪80年代，苏立文觉得是中国艺术最有创造力的时期，“过去对艺术的封闭阻碍刚打开，艺术家看到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旧的打开，新的刚来到，最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苏立文在那时来到北京，他发现中国艺术又陆续发生很大变化，探索性的作品不断出现。但他也感觉到了一些遗憾，“这之后中国艺术进入商业化时期，出现不断自我重复的东西，失去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道路。”关于过去70多年来的中国艺术发展，苏立文觉得很难简单概括。

　　中西文化交流仍有空白

　　苏立文还提到了他发现的中国艺术收藏的一个问题。他说在欧日的博物馆里，他能看到大量对中国艺术的收藏，但是在中国博物馆里面，几乎没有看到过西方艺术的收藏。同样的，当很多西方研究者、批判家从西方文化观点看中国艺术的时候，“有多少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艺术角度对西方艺术进行研究呢？他们真正了解或者欣赏西方画家吗？比如特纳、毕加索？”苏立文说，他能看到现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但是依然有很多空白。

　　对于苏立文提出的问题，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表示了赞同，他说中国从明朝以后开始锁国，以泱泱大国自居，并不很重视西方文化走向，更不会关注西方艺术。之后中国衰落，也没有机会去关注西方艺术。但他也认为，艺术判断不一定要依据什么现成理论，应该多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判断。“我的判断是，再过50年，艺术的地域差异会越来越小，更多的是个体差异。我们不会过分强调东西方，我们会强调个体的差异性。下一个阶段我们会更多观察个体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是不是能够感动大家，而不会过于注意这个作品是发生在伦敦还是上海。”

　　■ 对话

　　藏丁聪画建立友谊

　　记者：你和中国艺术家在上世纪40年代的这种友谊，能谈谈你那时的生活吗？

　　苏立文：当时我并没有接触任何艺术家，我接触过林风眠这些艺术家的名字，但是并没有遇见他们，而是在成都和其他地方有这种会面。在1944年，一些艺术家从上海到内地避难，到成都去做各种事情。他们在艰难生活的同时，自己也成立一个中国艺术协会，举行了一个美术展览，继续开展美术活动。在这个展览上面，看到了很多展品，其中一个就是丁聪的《现世图》。这是对国民党的一个抗议，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要马上把这个图给撤下来，不允许展览，我和太太就把这幅画藏了起来，国民党就找不到了，后来转到美国去，现在收藏在堪萨斯大学的博物馆里面，这是和丁聪建立友谊的一个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