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现代戏目前仍是一种题材概念，尚未完成由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型。戏曲现代戏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必须以现代性去点燃作品的灵魂，担负起提升现代人精神现实的重任；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同时向现代社会延伸，融入当代文化语境，增强艺术感染力。

　　新时期以来相当一部分戏曲现代戏作品，不仅表现生活的容量大大拓展，而且深化了对生活的认知，尽可能摆脱概念化的缠绕和模式化的平庸，从思想内涵到表现形式同时展开现代性追求。有作为的艺术家们直面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和心理历程，把笔触探入作品中人物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悉心倾听当代人的精神诉求，烛照当代人心灵的皈依。他们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竭力在作品中传递出当代人的心声，由此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真实，引发当下观众的情感共鸣和对历史、社会的文化思考。

　　陕西剧作家陈彦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和《西京故事》三部现实题材戏曲现代戏力作，把主要人物置于各种观念相互冲撞、激荡的社会背景下，在其内心两难和困顿的矛盾纠葛中去拷问他们的灵魂，去透视他们抉择的迷失与困惑、及在希望和失望中的奋力挣扎与昂扬向上，具有直逼现实、直抵人心、撞击灵魂、引发心灵震颤的力度。湖南剧作家盛和煜的戏曲现代戏《山歌情》、《十二月等郎》和《李贞回乡》等，将笔触探入普通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情感冲突与精神追求，其切入视角及结构样式上的独创性，在人物性格塑造和文学语言上的地域性、生动性与平民化色彩，都灌注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感悟与创作个性。在苏州滑稽剧团的三部现实题材作品《一二三，起步走》、《青春跑道》及《顾家姆妈》中，剧作家陆伦章从现实生活中打捞出有思想、有价值的东西，聚焦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小人物，由各色人等的日常行为中挖掘出坚守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现实意义，并赋予剧作家自身的生命感悟，以颇具现代意识的前瞻性引领，表达了艺术创造者对社会变迁中灵魂漂泊的警醒与思索。

　　可以说，20世纪以来真正优秀的戏曲现代戏作品，从思想内涵到物质形态都已有了较大的改观。大多数创作者已明确意识到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是审美，是在精神创造中呈现出感性的、生动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是让观众在审美中受到感染。大多数创作者已从观念层面上回归艺术本体——把“人”当作艺术表现的对象而非传达某种理念之手段。如川剧《金子》、京剧《骆驼祥子》、黄梅戏《徽州女人》等，都能以现代意识切入题旨，让笔触聚焦于人物内心，聚焦于人物的情感意志、性格发展及他们与命运的搏斗，由此开掘他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窥探他们内心的隐秘，倾听他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期盼与呼唤。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创作者并不停留于叙事的浅表层面，而着眼于人性的深度揭示和对生命价值的文化反思，在于创作者对笔下人物在人际关系冲突中或人与客观环境遭际中的抗争，或在自我内心激烈冲突、陷入两难抉择时的煎熬，都寄寓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由此书写出当代人灵魂的历史。

　　然而当下戏曲现代戏创作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表现在往往下意识地直接为当前的政策宣传或政治任务服务，或误以为题材决定成败而盲目跟风，或将成功率押宝在主旋律作品上，如抓住当地的英模人物及真人真事慌忙搬上舞台，或大家同时瞅准一个热点话题一窝蜂地上。这样的作品往往缺乏深刻的人生体验、独特的生命感悟或强烈的创作冲动，其结果只能是制造了成堆的半成品甚至废品，注定难逃速朽的短命或宿命。还有不少戏曲现代戏作品因循于好坏、善恶、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仅以道德评判为圭臬，缺乏对笔下人物作心理的、情感的和精神层面的立体开掘，使人物扁平、了无生趣，难以打动人心，仅仅成为一部部表彰好人好事的报告剧或活报剧。

　　倘若追问上述这些作品不成功的症结何在？其实答案就在于创作者完全违背了艺术创造规律，或者说其创作路径与艺术规律恰好南辕北辙。似这般盲人骑瞎马的盲目行为之下，焉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精品？